跨过去，前面有个天

下岗者仅仅是改革洪流中第一批被冲击的人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下岗仍将困扰着许多人。让我们把爱心和目光投向那些处于“阵痛”中的人们。

愿他们经过人生的又一次拼搏迎来新的生活。

严酷的现实

市场是无情的。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延安有一批企业由于自身或客观原因，亏损逐年加大，不得不宣布半停产、停产甚至破产，随之而来的就是职工下岗。

延安利民毛纺厂——延安较早停产的企业，这个毛主席在延安时就建起来的厂子，八十年代曾成为延安当时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由于种种原因，到1992年初企业负债近3000万元，不得不宣布停产。企业现在册职工799名，放假的就有700多人。这700名职工除极个别技术人员或有门路的调走或自谋出路外，大多拿着70%的工资或更少的几个钱度日。

去钢厂的那天，正逢厂里准备恢复生产，忙碌中的苗厂长介绍说，工厂1995年8月停产后，正式职工1295名，下岗的就有1000余名。谈到恢复生产，厂长说只能解决750多名，还有500人无法安置。

从市劳动服务处的调查看，全市国有企业亏损比较严重，下岗职工中自谋职业的人数占的比例很小，大多数人仍在等、在靠、在徘徊。

寻找另一片天地

下岗之后的境遇，无疑是艰难的。但下岗决不意味着生存道路的绝灭。恰恰相反，一些下岗职工，正是在这种无奈的逆境中。拭去眼泪，卸下包袱，轻装上阵，闯出了一条艰难曲折却也不无风光的生存之路。

他叫雷润贤，原是钢厂职工，下岗后和几个同事在东关成立了三益钢材经销公司。我们不妨听听他的自述：公司是你凑5000元、他拿8000元集资办起来的。经营的仍是钢材、钢管，由老雷自己当老板。说联系货二话不说就得起身，半夜三更在路上跑。他说：“不这样拼，老婆、孩子吃什么？”

初见35岁的孙萍萍，你绝不会以为这个纤弱娇小的女人就是汽车修理厂老板。原单位停产后，作为业务经理的孙萍萍在家闲了3个月后，就再也呆不住了。她拿着东凑西借的万元钱和厂里3个男同事搞起了一个汽车修理摊点。开始因为偏僻加上业务又不熟，孙萍萍常被搞得疲惫不堪。1996年5月，孙萍萍他们的维修厂搬到文化沟，很快打开了局面，生意红火，并且名声在外了。到我们采访她的时候，她的心态与两年前已完全不一样了，她说：她不光是要挣些钱，更重要的是干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刘某原是火柴厂的一名车间女工，当单位宣布让她回家听命时，她几乎无法接受这一现实，想都没想过好端端的国有企业就这样歇业了。东奔西颠了三四年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到了199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知外地美容师来延安办培训班，便排除了一切干扰报名参加学习。她是下了背水一战的决心要学出真本领的。手艺学到后，她在郊区租了一间房子，有了自己的美容美发厅，一年收入1.5万元左右。她自信地告诉我们，她最近正在积攒资金，想把美容厅办到繁华地段，凭她这把手艺，一定会生意兴隆。

下岗，给人压力也给人提供机遇，只要精神不倒，敢做敢闯，自然会有一片新天地，这几名下岗职工的故事足以说明这一点。

沉重的思考

据我们从劳服部门了解的，尽管政府和企业为安置下岗职工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再就业职工人数仅占下岗职工总数的23.8%。下岗职工的择业取向与社会岗位需求存在极大的差距，择业观念亟待改变。

有的职工下岗后，不能适应角色的转换、怨这怨那；有的职工对新岗位的艰苦程度、待遇、收入、“体面”与否过于苛求，没岗位是没岗位，可有些工作却没人去做。延安利民毛纺厂停产后曾与河北里县合办一个毛纺厂，第一批过去40多人。但不到一年，这些下岗职工又回到原厂领上了补助。原因是一离家远，两头抽扯，太费心；二是适应不了乡镇企业那种管法，受不了那份“气”。而对方领导则说，国营单位职工就是难管，一样花钱雇人，本地临时工很珍惜这份工作，干活又卖力，我们为啥要你们远的。

在引导下岗职工转变观念的同时，有关部门还就该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据了解，现在延安市全市困难职工和下岗人员中，30岁以上的占72.57%，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占70%。这些人不怕吃苦，不挑拣岗位，多因文化薄，无特长，加上没有资金只好待岗。市上也搞过几次再就业培训，但由于种种原因，经培训掌握一技之长又上岗的寥寥无几。外地一些城市开设下岗职工经营市场、免税免工商费或建立下岗职工培训中心、人才交流市场等，从多方为下岗人员提供就业渠道的做法倒不失为可贵的探索。

在采访结束后，我们突然想到，延安能否成立一个下岗职工俱乐部，互相传递信息，介绍经验，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等的环境里共同寻找再就业之路呢？　（王长辛杨宏兰杜宝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