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莫要狂

文/冷向洋

贿赂，历代统治阶级都视为一种十分严重的罪行，老百姓对贪赃枉法的受贿者，更是切齿痛恨。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三反”、“五反”，贿赂已销声匿迹了，可是，进入80年代后，经济犯罪活动日益猖狂，贿赂不仅死灰复燃，且出现了公款行贿的新动向。

公款贿赂，日益公开化

行贿受贿，本来是一种十分隐蔽的行为，但近年来发生了突变，贿赂日益普遍化、公开化。一些市、县的党政领导，在大小会议上公开号召“该怎么送就怎么送，要大胆地送”，“你不送别人会送”；受贿者也不再遮遮掩掩，拐弯抹角，有时还与行贿者讨价还价；行贿者一方不仅召开各种会议研究行贿方案，行贿的开支也公然列入了单位的财务帐。

1988年3月，桃源县三阳建筑公司为了揽到县财政局建宿舍楼的业务，经理和党支部书记、副经理、会计等人多次研究，决定给财政局长周X送钱。3月6日中午，经理、支书、会计等4人来到周家院外，2人提着烟、酒和1000元现金，到屋里交给了周局长。此后，经理和支书等人4次到周家，共送现金10000元，揽到了这笔40万元的基建业务。1989年案发后，据三阳建筑公司的现金帐上记载，1987年8月——1988年10月，共给22个单位的32人送现金10万多元；

——1989年，湖南省纪委查处了省财政厅原厅长瞿X等人收受黄金首饰案，案件涉及厅、处级干部27人，他们向下索要或低价购买黄金首饰23件、电冰箱137台、彩电12台、自行车13辆，共有31个市、县财政局和其他6个单位向他们送农副土特产品21种，计16万多公斤；

——1990年，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被撤职查办。此案涉及铁道部运输局头头徐X、魏X及郑州铁路局官员共20余人。郑州铁路局为了多批到车皮计划等，大肆向上行贿，从土特产品、家用电器到现金，犯罪金额达96万多元；

——1996年，北京市纪委查处了延庆县委书记刘金生的问题，刘在任顺义县顺义镇党委书记时，送给陈希同父子轿车各一辆，还3次请陈公子出国……，据统计，刘在顺义镇的2年中请客送礼花费公款85万多元，不久便被任命为延庆县委书记了；

公款贿赂，进入了北京城，涉及政治局委员陈希同，且数额巨大，在众多的机构和官员中，究竟

谁是受贿者

贿赂，实际是一种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公款行贿的单位极广，不论企业还是事业单位，甚至政府机关都有参与。受贿的单位虽多，但都集中在某些公共权力部门及其掌权人：

掌握国家投资、拨款权的单位国家投资大多数属无偿或低息贷款，为了得到这类款项，一些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纷纷向掌握项目、资金的单位或人员送礼，称为“进京送宝”、“跑步（部）前（钱）进”，一些市、县领导也毫不隐讳地说：我们的项目（资金）是车子跑出来的，是拿钱送出来的；

银信部门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等单位掌握着贷款，而企业资金短缺，需千方百计争取贷款，银信部门奇货可居，不少单位实行过“贷款保证金制”，即借100万，实际拿到的只有85—90万，那10来万自然成了银行的。这种制度虽被取销，但贿赂却一直盛行。报刊公布的银行信贷员、科长、行长受贿的案例，经常不断，金额动辄数十万上百万。《检察风云》今年第6期报导，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二科副科长袁晓东，1994年10月——96年6月，收受上海康健商业城总裁胡X现金60余万元，商业承兑汇票220万元；

商贸领域商贸活动中的公款贿赂俗称回扣，更是普遍化、公开化，已成不少单位推销商品的手段。不久前国家公布了医药行业回扣的查处情况：去年5月至今年6月，工商部门查处药品回扣违法案1616件，罚没金额3541万元，司法机关判刑的5起，如上海某传染病院院长金X，被判刑6年；首钢总医院副院长赵X，收受回扣35万多元，被判刑13年；

基建工程领域近几年查处的受贿案，涉及基建工程的最多，如1994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处贿赂案101142件，涉及建筑业的64270件，占63.54%，绝大部分是公款行贿。行贿方能揽到工程，早已是尽人皆知的秘密。行贿数额由占工程投资的5%，上升到了10%，甚至15%，金额惊人。上海法制报报导：1996年，上海港泰房地产开发公司建一幢综合大厦，400万元工程款刚划到承包方浙江某建筑公司帐上，工程部经理袁X即用蛇皮袋装现金30万元，送到了港泰公司经理何志席家中；

组织人事部门一些人为了“升官”，大肆向组织人事部门及掌握组织人事权的领导行贿，俗称“买官”。能买官的，钱自然也是公款。前面提到的刘金生，便是已经曝光的这类案件中的典型；

随着法人走私的出现，公款贿赂在某些走私、缉私部门也曾风行，如前几年山东威海海上走私，曾轰动全国；执法司法部门贪赃枉法，也时有所闻……除了这类公共权力部门，在某些非公共权力部门进行某一活动时，贿赂也随之发生，如常见的“XX百强”，“XXX奖”评选，一些企业为了挤入“百强”，某项产品为了获“奖”，便大肆向主办者行贿

公款贿赂，大都有动听的名目：信息费、好处费、手续费、提成、奖金等等，受贿款一部分进入了单位的小金库，绝大部分落人了单位负责人、经办人的腰包。

贿赂是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可是，在反腐败斗争中，比一般贿赂危害更大的公款行贿却日甚一日，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遏制贿赂，须从源头抓起

公款行贿的结果，不仅破坏了国家科学、有序的资源配置计划，干扰了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使大量国家、集体财富转化为私人财产，还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再发展下去，将成为“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语）。

古人云：正本清源，源清流洁。遏制公款贿赂，须从源头抓起：

首先，要从上至下提高对贿赂的严重危害性的认识，各地领导不能把行贿作为解决发展本地经济问题的途径。

公款行贿，虽然能为行贿方解决一些问题，在短期内这可能是某些企业发展的灵丹妙药，但众多的教训表明，这并不能解决企业的根本问题，相反会使企业的经营走人邪道，而企业的命运系于几个贪心者，本来就是十分危险的。

认识了公贿的严重危害，就必须痛下决心，从上至下，严厉查处。要令行禁止，立竿见影，绝不能以任何借口来姑息、放纵。

其次，要压缩全社会公共权力部门的数量和规模，明确这类部门的职责，将随意性很大、掺杂“感情因素”的各种审批权，改为“依法登记，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将经济活动和公务行为纳入按经济规律运行和法制的轨道，这是遏制腐败的根本措施。在此基础上，提高公民特别是公务员的素质和道德修养，适当增加公务员薪金，实行有效的收入申报、监督制度，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付腐败的成功经验，我们应该借鉴；

第三，要改变纪律松弛、法不责众的局面，严惩公款贿赂。

有法不依，执法执纪不严，打击处理不力，一直是近年来反映强烈的问题；对公款贿赂打击处理不力的状况则尤为突出。

从已查处的贿赂案件看，无论是党纪、政纪和法纪，都只处理受贿者，没有处理行贿者。由于公款行贿是团体作案，又是“领导挂帅”，制度上的制约、人际间的监督都消失了。当地执法执纪部门，对这类案件都不愿查，事实上也无法查，如前面提到的刘金生案，如果不是陈希同倒台，当地谁能查？！受贿者一方，往往是一定范围内人人有份，大家“相安无事”，且披着“合理合法”、“手续完备”的外衣，因此，也极难“露馅”。

针对公款贿赂这些特殊症状，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严惩行贿与受贿双方，同时，对受贿者要象古代一样伴之以“永不录用”。在目前公共权力部门一时难以限制的情况下，“严惩”，仍是一剂常见的特效药。

只要从上至下都真正认识了贿赂的严重危害，严明法纪，相信和依靠群众，严惩腐败，贿赂这一社会毒瘤，定将彻底割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