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难处

文/吕进昌

我的一篇关于“跑官”的杂文在某报发表了。随样报附有一位素不相识的编辑的信，说那篇杂文切中时弊，痛快淋漓，但发表却费了踌躇。不发，愧对良心和作者；发，又恐遭不测或非难。不久前就有一位编辑因发了篇不合时宜的稿子被责令检查，有一个刊物还差点停刊整顿。于是他先送部主任审阅，再送总编把关，又经社长点头才得以见报。他好心劝我，今后写这类稿子还是“婉转含蓄”些好。

一篇千把字的小文章，其作用怕连蚊子叮一下也不如吧，谁料竟让那位赤诚的编辑犯了那么多难。我既感激又愧疚，既满含苦涩又充满悲凉。那敝帚自珍的喜悦一扫而光。

我认真检查那篇东西。对“跑官要官”现象，总书记已进行严厉批评，我只不过作了点小小的考证和生发，反复斟酌，既无违反宣传纪律之词，也不存诱发不稳定因素之虞，更无“恶攻”之意，何必亲劳大驾，隋珠弹雀呢？

我翻出原稿，与发表的文章对照。发现在批评“跑官”现象前，加了“为数很少”的字句。在分析“跑官”部分，删去了跑官者“大多缺乏真本事”一节。于是恍然大悟，前者是事关“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大问题，如果不特别挑明，万一因此否定了大好形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至于那些个跑官者，虽然“为数很少”，却能量很大，说他们“缺乏真本事”分明是戳他们的疼处，若激怒了他们，跳起来反咬你一口，无论作者编者都在劫难逃；若他们再有个“背景”什么的，可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了。还是“绕道走”保险。嘉意可感，用心良苦。

然而不“用心”行吗？编辑有编辑的难处。　“左”的年代的事就不要说了，单是今天，虽然早已关闭了“帽子”工厂，收缴了“棍子”，然而近有袁成兰，远有符金声，不都是因一篇杂文吃了官司？发表符金声杂文的报社不是也同时被判罚“精神扶慰金”吗？后来虽然几经周折讨回了公道，得到了“纠正”，但那因此而失去的时间和造成的精神上的创伤，谁能“纠正”得了？

这当然也属“为数很少”之例吧，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得不防啊！联想起一家报纸先是热情约我写稿，后又有苦难言地怕我写稿的事，我深深理解那些可爱可怜的编辑们的苦衷。过去只知道做工人难，做农民难，原来我素所崇敬羡慕的编辑竟也如此不易！

一位朋友以他的经验告诫我：　“写文章最好写古不写今，写今最好写物不写人，写人最好写老百姓不写领导，写领导最好只表扬不批评。吾爱真理，但尤爱领导啊！”

我深以为然。不见报刊上的文章吗，有那么多风花雪月写愁说爱养狗玩猫钓古钩沉调侃呻吟遮遮掩掩拐弯抹角，讲话汇报有那么多正确的废话无边的大话肉麻的好话，以致某地群众依据“吹”的档次给他们的父母官编号排名，正是朋友那番话的活注脚。

但也不尽然。流沙河过去因写草写木蒙冤就不必说了吧，符金声不久前写古人的那篇《西门庆的“申请支付令”》，不是某大经理竟也自甘对号入座，充起那位死了几百年的吃喝嫖赌的西门大官人来，而且厚着脸皮告鸟状居然还打赢了官司吗？

问题的要害并不在写什么和怎么写，而在那“为数很少”的人不规的行为和不正常的心态。如果心中有鬼，理亏心虚即使风声鹤唳也会草木皆兵的。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廖沫沙语）。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文章，然而又恰恰在于文章。大约这也正是编辑们难处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