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渐远逝的书生气

柯喜堂

日前从《书摘》杂志读到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一则轶事。说是这位研究《红楼梦》的专家，文革中被造反派逼着承认自己是“反动权威”，他只承认“反动”，却不承认“权威”，且意极诚恳地解释道：“我不是权威，我不够。”造反派自然不尿这种书呆子气，反视为“顽固”，愈加满怀“无产阶级愤怒”地将之打翻在地了。人格和尊严都已在野蛮拳脚中翻滚的俞先生，却仍兀自喃喃着自己不够权威之类的呆话——其迂夫子态，令今天吾辈观之，除了苦涩一笑，真不知说甚才好。

作为对传统的理性哲学的叛逆，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主张“人的本质在于他的生存”（海德格儿语），或日“生存先于本质”（萨特语）。斯语说白了，也就是生存第一，“活着就好”，甚至“好死不如赖活着”。事实上，人是活在具体社会环境里，而非某种本质框架或理性世界中。如是，诚如萨特这位存在主义大师所云，人生即一系列抉择了。书生气的人，在其人生过程中，自也时时作出他们的人生选择，只不过这种选择，仍走不出某种本质框架且往往不肯机巧不愿苟且不屑趋附不合时宜罢了。1965年岁末，为了几本马列著作的注释问题，毛泽东召集几位党内“笔杆子”在杭州谈话。毛在谈话中论古说今，话题转到京剧《海瑞罢官》，并把《海》剧的“要害”定为“罢官”，与“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联系在一起。曾在毛身边工作了18年，时任毛的秘书的田家英，虽未必清楚毛的这段话外之话是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但也决不会掂不出这段话的政治分量。但在整理毛的这次谈话纪要时，由于他并不认为《海》剧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有甚联系，更担心缘此会造成对彭的更大伤害，遂删去了毛泽东“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段话——理由是，这是主席附带提到的，与原谈话主题无关。为此，几个月后，在江青、陈伯达等人的围剿下，田家英选择了“士可杀不可辱”，在中南海自杀（详见1998·3·9《报刊文摘》）。这正应了另一位悲剧性人物邓拓的名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不过，有的书生气未脱的文人，其人生选择实属“身不由己”。譬如中共“八七会议”后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的瞿秋白，尽管他对党的忠诚及其巨大的历史贡献乃属不争事实，但就其本质来说不脱书生气也。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从容就义之前，却为后人留下了一篇是非蜂起的《多余的话》。在他，不过是以此留下他的灵魂剖析和精神遗嘱，不伪不饰，本色示人而已。至于后人怎样评价，有何议论，秋白没有去想，也不容他多想，“多余”就多余吧，只要不违心就好！幸而历史无情亦有情，今天人们更多地是以客观、理解乃至同情的目光，来读秋白的并不多余的《多余的话》了。无须讳言，这种书生气有时也会产生人生可笑或历史遗憾。比如柳亚子先生当年读了毛泽东的煌煌大作《沁园春·雪》，大为赞赏，且和了一首词，末一句写道：“君与我，要上天入地，把握今朝。”这在他人眼里，未免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然亚子先生素来自视甚高，他确是如是说，亦如是自我期许的。率真如是，也属“书生气的十分可爱”了。但冯雪峰的遭遇却只能令人扼腕叹息。1937年，身居中共上海领导层的雪峰因对“七七”事变后中央取消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等旨在促进全国抗日的决定不理解，认为是“投降”，竟逞其意气回到老家义乌去写小说，遂大错铸成矣（见李辉《凝望雪峰》）。

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书生，是颇讲究“达则兼济天下”的。而能否“达”，前提乃在于入“仕”，“学而优”再加上个人机遇，便可入仕做官，具有“兼济天下”的条件和可能性了。书生气正是这种文化的政治的氛围产物。不过，在多元化发展的现代社会里，书生（即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不再是社会的唯一精英，兼之功利化和金钱世俗化的冲击，所谓书生气是日渐远逝而去了。但那种不乏道义风骨，充满真诚，乃至不为世俗物欲所羁绊的不懈追求理想人生的精神，是不应在现代社会里完全断了血脉的！否则，世界和人类在精神荒芜和灵性萎缩之中，即便生存着，又“生存”个什么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