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空间》之外的故事

文/慕容雅

199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在清晨收视率极低的时段，推出一个全新的栏目——《东方时空》。定位为“综合性杂志性”节目的《东方时空》，由三大版块组成，即《东方之子》、《生活空间》和《焦点时刻》。不久，《东方时空》火爆荧屏。事实上，《生活空间》一开始并无特色，相对于其他两个版块倒显得苍白而疲沓，后制片人几度更换，由陈虻出任《生活空间》第三任制片人，1 1月8日，《生活空间》全面改版，正式打出标版“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作为大众传媒，更应该关注做为生活主体的普通人。在此前，老百姓除了在《电视红娘》中偶尔亮相，还没有被作为被拍摄的主体受到重视。《生活空间》开风气之先，镜头聚焦于生活中的芸芸众生，从普通人生活过程中提炼出人生的真谛，颇有“人文教化”的意味，这使《生活空间》获得最初的成功。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人文教化”为目的的初衷愈发显露出它的局限性，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通过对栏目自身价值的再认识，《生活空间》开始关注飞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从而解决了栏目常办常新的问题，也给未来留下了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生活空间》讲述了近2000个“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方寸荧屏之上，普通人成为《生活空间》的主角，而在荧屏背后，为了使普通人真正成为主角，《生活空间》的编导们又演泽出多少鲜为知的幕后故事。

“你在《生活空间》中看到的每个故事并不是最精彩的故事！”

重庆女孩杜渐是个口齿伶俐、性格爽快的编导：“我来《生活空间》时间比较晚，1996年5月从重庆有线电视台来的，仅仅才1年半。要说老百姓故事背后的故事，真是太多了。可以这么说吧，我拍的每一部片子，都经历了许多周折。你在《生活空间》中看到的每个故事，并不是最精彩的故事！怎么说呢？我是一个电视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个人，做人就要善良，所以对被拍摄对象能造成伤害的，编辑过程中就得删掉，而那些往往是最精彩的。”

杜渐开门见山，快人快语。

刚刚从上海回来，杜渐就从这次上海之旅谈起。此次去上海，她所带领的这个编导组去完成两个选题，一个是对一个单亲家庭的调查，另一个则是跟踪拍摄一位颇有名气的足球明皇的生活纪实。头一个选题是杜渐从一本名叫《街道》的杂志上发现的，杂志报道了这个单亲家庭，因为夫妻对子女教育问题产生分歧，导致夫妻分居好长时间，却没有离婚。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家庭，摄制组兴冲冲赶到上海后，立即遭到妻子这一方的强烈反对。而丈夫和孩子都愿意接受拍摄。杜渐耐心地说服这位妻子，表示决不披露个人隐私，无奈这位妻子此意已决。杜渐只好客气地对这位妻子说：“你有权拒绝拍摄，这对我们来说很遗憾；但你的丈夫和孩子愿意接受采访，他们有权与我们合作，请你不要干涉！”这样就使整个“调查”打了一半的折扣。而在拍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岔头：这位丈夫与另外一个有夫之妇产生了感情，这位女人正在与自己的丈夫离婚。摄制组十分兴奋，大有“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意味。这位女人亦十分直爽，愿意接受采访，但要求不要出现其形象，只录声音就行，以免播出后对其离婚不利。拍摄到了这个关头全变了样，这样拍摄下去会是个什么结局呢？杜渐哭笑不得。

拍那个足球明星就更加走样了。本来，这个足球明星很少接受采访，但他对《生活空间》感觉相当好，所以这回爽快接受采访了。跟踪采访进行了四五天后，主人公就板起了脸孔，几次打电话要求到此为止。原因是他整日在训练场上和赛场上，难得与妻子独处。可摄制组紧紧盯着他不放，回到家中小两口本应放松或亲热一番，可是对着摄像机依然十分紧张。杜渐只好答应不再去家中“骚扰”，只去队中拍摄。时逢甲A联赛和备战足协杯赛，听说是北京来的记者，外籍主教练不允许进入训练场地。甲A比赛中场休息，应该有一些有意思的场面，摄制组同样被拒之门外。跟踪拍摄20多天，杜渐与主人公成了好朋友，私下聊天时俩人无话不说，对中国足球的现状，对中国足协的看法，主人公颇有自己的看法。而面对镜头，不仅主人公就连他的家人都会说一些人云亦云的“官”话。原来计划拍摄主人公的个人生活，结果阴差阳错，却成了一个对中国足球现状轻描淡写的评述，这片子后期该怎么编辑？

“刚来《生活空间》不久，我拍了一个最最庸俗的片子。”杜渐说起这段往事，依旧十分惭愧。

事实上，那部片子原名为《婚姻的故事》，主人公是杜渐十分要好的朋友。他离过3次婚，并非是个花花公子。因为他的每次婚姻都有其爱情之外的自私目的，这种功利色彩很浓的婚姻导致了他的三次离异。当他认识了问题的症结之后，主动请杜渐来拍他，要以自己的教训警示他人。拍摄相当顺利，片子制作完成后，杜渐打电话通知他要播出，他再次表示同意播出，这是部相当精彩之作，但杜渐心里总觉得这会对主人公造成伤害，恰在播出前几天，主人公的第四任妻子打来电话，不同意播出，理由是一旦播出，她周围的人会因为她与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而歧视她。结果片子重新大改，内容是主人公婚姻之外的工作与生活，片名也改了。一部精彩的片子成了杜渐心中永远的庸俗之作。

好事多磨。为了拍摄来京打工人员的子女就学问题的一部片子，杜渐根据别人提供的线索找一个“打工小学”，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小学，因为这个小学没有办学资格，拒绝采访。说服学校的领导后，教委有关部门又不愿接受采访。晓之以理，阐述媒体的关注对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有益无害后，职能部门勉强同意了。再去拍摄“打工小学”，学校打游击似地转移了。结果，摄制组就象刑侦办案组似的，学校搬了几次家，他们就根据线索追踪了几次。

某个外企女员工，要求自动辞职。可这个外企老板却出了一个“损”招：把这位女员工按辞退处理。事情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但性质却不同，因为女员工的档案一旦写入辞退，她以后找工作就会有很多麻烦。女员工上诉到劳动仲裁部门，要讨回一个说法。杜渐去这家公司采访，几次被推出大门。仲裁法庭开始也不同意采访，摄制组采用迂回战术，答应镜头只对准女员工，而不拍摄仲裁人员。终于，仲裁人员被他们信守诺言的真诚所打动，后来允许全面拍摄。开庭审理三次，历时半年时间，女员工获胜。这一结果是杜渐他们所希望的。杜渐表示，这部片子播出后影响较大，但这决不能说明拍摄一部片子就能改变主人公的命运。作为纪录片的编导，善良与公正是重要的，但第一位是尊重事实。

（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