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无私敌

屈超耘

这个题目是借来的，它的首创者是杂文家、彭城女侠袁成兰女士。她在《腐败一杂文的公敌》中，曾用了这句响当当的话。因为这句话太好了，我便用它做自己文章的题目。事前没有征得袁女士同意，这是应该告罪的。

杂文，确实没有私敌。一部中国文学史告诉我们，历代浩如烟海的杂文，多是用以讽世喻人的东西。不论是早期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中唐时韩愈的《杂说》、柳宗元的《三戒》，还是明清时的《卖柑者言》、《病梅馆记》，几乎都和国事、世情、民风有关。这个优秀传统，可以说被今天的杂文家全部继承了。作家为什么要写杂文？说到底一句话：为了疗治社会病。因此，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脓疮、秽水、蚊子、苍蝇、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杂文的公敌而受到鞭笞、揭露。袁成兰写《梅花奖舞弊案随想》，是为公；吴祖光写批评国贸公司职工素质低的杂文，亦是为公；李升平用杂文揭露湖南省衡东县的阴暗面，完全是主张正义，支持受害的劳模陈永廉，更是为公。截至目前，报刊上成千上万的杂文，（这是个形容词，实际万早已过了）谁能举几例是杂文家在泄私愤？

有人会问，文坛泰斗鲁迅先生的杂文，不是好些都针对他的论敌个人吗？那是不是私敌？答曰：“否。诚然，从表面上看，先生的一些杂文确实是针对某个具体人的。实际上，这些具体人都代表着当时的社会倾向，（当然是恶劣的倾向）他因为要疗治社会病，就只好以他们作为典型而“开刀”了。有皇皇《鲁迅全集》在，谁能挑出哪一篇批评的对象是先生的私敌？就说林语堂罢，大家都晓得他是鲁迅不短时期的好友。只因国难当头，他却高唱什么“闲适”、“灵性”、“幽默”的歌，这才引起先生激烈的批评。最近，有一位叫林谷的作家怀念李霁野的文章，讲到李年轻时特爱鲁迅的散文《朝花夕拾》，有一次，他大胆地问鲁迅，“为什么不多写些像《朝花夕拾》那样的散文，随笔呢？鲁迅先生无可奈何地回答：“我何尝不想多写一些，然而现实是这个样子，我不得不站出来多写些杂文，这是没有法子的哪！”（1997.7.5《文汇读书周报》）这就充分说明，鲁迅先生当年的写杂文，完全是为了公，为了疗治社会病，而不是用它对付私敌。

那么，为什么社会上总是常会发生杂文家受非难的事呢？这是因为：社会病不是无影无踪的虚无缥缈物，它总要通过一定的人、一定的事反映出来。杂文又最讲真实、讲典型、每篇都要通过生活中的人、事、现象予以解剖。响箭飞处，必有所中。于是，那些被击中者，自然会极不舒服，或嗷嗷大叫，或散布流言，甚至凭藉官威向杂文家兴师问罪起来。这里说一件笔者所亲历的事：有段时间，一些企业为使自己的产品获奖，不惜采取送礼、行贿的办法到上边活动，结果市场上金奖银奖很耀眼，产品却稀松得很。有鉴于此，我便写了杂文《省优部优和民忧》，发表在省报上。谁知，文章发表后，我从前曾工作的某地一领导到处砸我的洋炮，说我不该给他们抹黑。原来，不久前他老先生，（不，是她不老女士——这位县上的副领导是女的）恰恰刚到北京活动评奖回来。我告诉和她熟悉的人，我的文章并不针对她，我写时她还未去活动，现在她既然“对号入座”，那就顺她的便，她走哪里，我奉陪到那里。后来，她因为底虚，嚷嚷了一阵没啥作为了，此事算未酿成官司，但作为我自己，确实是做好一切准备的。

当然，尽管杂文无私敌，但我们仍然要求所有杂文家郑重下笔，把握分寸，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滥用“冲”词，特别是点名道姓，要准确而那慎重，不能搞“龙须虎的石头——冒扔”。然这并不妨碍尖锐，杂文永远需要尖锐，须十分泼辣。在做到准确的基础上，再尖锐、再泼辣也不怕。即便是污泥、秽水、蚊子、苍蝇联合起来，布成长蛇阵，也奈何不得杂文家一根毫毛。

大胆地写罢，杂文无私敌，我们何怕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