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小雷

三十多年前，我在故乡的一所中学读书，过完寒假，我们一伙同学到新来的班主任宿舍报到，几个同学在狭小的房间里一站，剩给我和另一位同学的位置就正好落在宿舍的门槛上，此时，只见这位身材高大的老师抬头一瞄，随即厉声喝道：“下来！”这一声断喝，给我学过的“规矩”一词作了最最透彻地诠释。几十年过去，这一幕一直留在记忆的深处，也缘此，我知道他是一位严厉又认真的人。

老师勤勉而又刻苦，只有初一学历却最终站在高三讲台上，成为毕业班的把关老师，足见他不是等闲之辈。在他给我任课的两年里，他对我最多的“惩罚”是抄写稿件。教书之外，他是个勤奋又才思敏捷的作家，二十多岁时就有一本著作在省上出版。五十年代出书，哪有如今这般活便，它往往是一个人水平的象征。因此，地区一家报社想调他去当编辑，他却痴迷教育不愿挪窝——他的勤奋可害苦了我，紧张的学习和作业之外，就是没完没了的誊抄，只觉得枯燥而又乏味，但回过头来看，我的作品能屡屡见诸报端，正得益于那段“文抄公”影响。

印象中，老师张鹏九是个豪爽又迂犟的人，他开怀大笑时声震瓦宇，他疾言厉色时脸色铁青——物神两忘、毫不掩饰。他的笑常使人想到“本色”二字。在我看来，天性的纯真是教师诸多品德中最为重要的品德，这种品德能给人以灵魂的净化和感染。有次师生联欢，他被推上前台，就可着嗓门唱起了秦腔，唱着唱着，竟忘了台词，便拖腔拉调，以一句“我不会了——”打住，唱罢哈哈大笑，我以为，那一刻是纯真人性的尽情挥洒。

哲人说：性格即命运。张老师的迂犟，注定他一生磕磕绊绊、多灾多难。我初中毕业后“文革”开始，听说他因一篇涉嫌宣扬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文章而横遭批判。书稿被红卫兵抄之一空，幼女因病不得及时医治眼目失明。七十年代，他倾其心血，使新带的高七四一班在全县统考中名列前茅，可白卷先生的文章一发表，他却因此被指责为“复辟回潮”的追随者，受到一家电台的点名批评。传道授业解惑的他，就是不识时务，还企图与人家论理。他的这种态度，自然是“顽而不化”，其结果可想而知。

从初小，高小到初中，高中，张老师站了四十三年讲台。他对教育事业的执著其实也是他迂犟性格的表现。类似前面提到的工作变化的机会绝非仅有，但他硬是为了年轻时“献身教育事业，当一辈子模范教师”的一次表态就初衷不改，视其为自己终生厮守的恋人。在全县数以千计的教师中，他是唯一的一个连续几十年保持“模范教师”荣誉的人（“文革”中断评模的几年不算），也是唯一没有向政府提出过农转非及住房照顾，唯一出满勤且从未报销过任何公差费的人。真是迂犟得可以！

那天，我和妻子去他家拜望，望着因病而行动不便的老师，我的心骤然狂跳。岁月是一把无情的利剑，它把沧桑刻上老师的额头，可老师依然如数家珍般地向我介绍他的学生，那神态直如农人面对硕果压枝时的激奋与生动。

老师卧室的墙上悬挂着一幅自拟的家训——勤勤恳恳地工作，认认真真地读书，清清白白地生活，堂堂正正地做人。我想，这不正是他一生的写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