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朗撰文斥“文革”

□文/建国

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1946年夏至1947年春访问了延安，毛泽东向她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谈话，她迅速向世界传播了这一名言。1958年6月，斯特朗72岁时又来到中国，正好迎来新中国诞生九周年。10月1日，她应邀到天安门观礼，在城楼上会见了她昔日的老朋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从此，她决定定居中国，住进了“和平大院”。

1962年，斯特朗办起了《中国通讯》，向美国公民介绍中国。1966年中国大地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开始了，斯特朗出于对毛泽东的无比信赖，她在《中国通讯》是用8页半的篇幅介绍“文化大革命”，她向国外的读者解释说，它不是“一场接班之争”，而是“改造人的灵魂并建立新世界的梦想”。

但是，到了秋天，斯特朗对“文革”的态度谨慎了，她给美国女友埃米莉的信中写道：“隆隆鼓声，铿铿钹声，以及震天动地的前进步伐使我几周来一直睡不好觉了，”她日夜焦虑不安地注视着“文革”运动，从她的老朋友陆定一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到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翻在地，一批老共产党员、老干部——她在延安时的老相识被打倒，更加使她坐卧不宁。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当刘少奇被作为“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的消息传来时，斯特朗写道：“昨晚我一直呆坐到大约凌晨一点钟。我在书桌前稳坐不动，除了思考着其他问题外，还想到我在中国再也没有安全感了，想到我那么长久以来对中国的奇妙感受……已为混乱不安的感觉所代替……

我扪心自问，是什么引导我来访问中国的？是毛吗？我自问自答：“又是又不是”，至少可以肯定地说，绝不单纯是毛一个人。那时，这里没有任何单独的角色。就某些谈话来说，那是毛引导的。但是陆、刘两人，向我阐明了毛的思想。而今，他俩都被打下去了。引导过我的是毛，毛那时不是作为神仙，而是作为一群献身人民的著名能人所公认的起义首领和人民领袖。所有这些人是光辉灿烂的群星，我赞颂过他们。而现在呢？如果毛要清除掉这些人，代之以林彪和红卫兵，我就感到首先是毛本身变了色。也许那会是更革命的，但是我不认为那样做就能增强革命的信心。”只有当毛受到从朱德到周恩来那样一群杰出人物支持时，我才感受到革命的信心”。

随着“文革”大动乱的越演越烈，已是耄耋之年的斯特朗，精神越来越不痛快，她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1969年6月，斯特朗的一个侄孙约翰·斯特朗，要到东南亚旅游，打算到中国来访问，看望她这个久别的老姑母。斯特朗为约翰获准访华，连续申请达5个月之久，而有关部门却一直不予答复。

1970年来临时，斯特朗的病情迅速恶化。她吃不下饭，严重失眠，既拒绝吃药，又拒绝住医院。到了3月，连呼吸也吃力了，她被送进协和医院（当时被改名为“反帝医院）治疗。许多中外朋友来看望她，劝她进食和静脉注射营养剂，她拒绝了。她有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说话都困难，医生劝她不要同探望者说话，她的老朋友马海德博士也告诫她不要多讲话。她说“我不打算让‘医生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最后，周恩来来到斯特朗的床前，轻柔地握住她那枯枝般的手，对她进行亲切的问候，然后耐心地劝导她吃饭、服药。并轻声说：“安娜，你要按照大夫们的嘱咐去做。”斯特朗看着周恩来那温和的脸，点了点头。周恩来又俯下身，微笑着对她说：“为了我们，为了全世界，你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周恩来这段话，是重复了23年前，在延安将撤退时，动员斯特朗离开延安回到美国去的那些话。1970年3月29日下午7时，斯特朗的病情突变。她却令人惊讶地一鼓劲从病床上坐起来，缓慢而坚定地环视病房四周围的医护人员，用十分清晰的英语说了一句：“这可能吧？”然后就瘫倒在床上，不一会儿，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