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三十跟父亲去退礼（散文）

□文/胡冬梅

二十年前，父亲正担任我们大队得支部书记。当时，上面不允许农民弃农经商，社员出外打工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父亲对上级指示是从不打折扣的，他的口头禅是：“这是原则问题”。那时外出经商的人都会偷偷摸摸的，每到年关这些人总要送一些礼给父亲，希望父亲照应二下。因此每年到年三十，我家堂屋总堆满礼品，鱼、肉、糖、蛋等。不过我们姐妹三人是从不敢动一动的，我们深知这些东西都要被退回去。

那时，我们家一共八口人。祖母年迈，母亲常年生病，日子主要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和生产队分的口粮维持。连公社干部到我们家门口一站都惊讶：“你们家怎么住着草屋，哪一位大队书记家不是青砖红瓦的。”父亲自我解嘲：“住草屋好，冬暖夏凉嘛。”个中酸痛总被他那一串串爽朗的笑声遮住。

父亲每年三十晚上都匆忙赶回家，他带着大队通讯员老王，父亲叫过母亲，问清哪样东西是哪个送的，又让母亲把各人送的东西用袋子装好。然后兵分两种。短途的全交给老王送，并嘱他到人家好好说明理由。长途的就由父亲和我一起送回。

坑坑洼洼的村路牵着父亲和我。夜色深沉，寒星密布似万家灯火，那天父亲手提一塑料袋粉丝，风撕着他脖子上的围巾，我双手插入棉衣袖筒，紧缩脖子，深怕风钻进怀中。一路上父亲讲了许多话，现在都忘记了。

当我们敲开那家人房门时，好半天才有人出来开门。开门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妇女，她见到父亲和我满脸堆笑，又是搬凳子，又是倒茶，又是寒喧，父亲坐下来笑着说明来意，那妇女执意不接退给她的礼品，最终还是被父亲婉言说服了。父亲和那妇女又坐了一阵子，还特地问那妇女的儿子是否已在外做工回来，那妇女怯怯地说：“还没回呢。’临走，父亲对那妇女说：“放心，我心里有数就是了，你也不要考虑太多。”回到家，妹妹，弟弟都已在红红的炉火旁睡着了。我再望望堂屋里，已空空如也，我只好再一次咽下口水。

后来，我到外地读书，年三十跟父亲一起去退礼的差事就由妹妹或弟弟担任了。现在，我早已工作，结婚、生子。但这件事一直郁积在我的心里，成为我一部分的性格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