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导读
来自四川、湖南、贵州的数名百姓民工在西安环城告诉公路工地苦干七个月。由于资方拖欠工资,连一张回家的车票都无钱购买。万般无奈之中他们投诉本报,发出了一声声凄苦的呐喊——
还我工资,还我工资!
5月31日下午3时,细雨绵绵中,一位瘦弱的四川小伙来到本报维权部,他说由于在驻地读报栏看到本报维权报导,故专程上门投诉求援。
透过浓重的地方口音,经过细心了解大致搞清了他的“冤情”。
据这位来自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大河苗族乡的张明钊反映,他们数以百计来自四川、贵州、河南、湖南等地的民工,自去年11月开始受雇于铁五局路桥处参加修建西安绕城高速公路,迄今已经七个月未发分文工资了。
为此,他们向陕西省劳动部门反映,但答复是铁五局属贵州省管辖,须经贵州省劳动厅仲裁处委托。他们又向贵州省劳动厅反映了,但时过两月,迄今仍无结果。如今他们想回家连路费都没有,不知这种日子要拖到什么时候!
这位工友哀叹道:我们作为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上有老父老母,下有妻子儿女,他们成天都在盼望能寄点工钱养家糊口,我们背井离乡出来怎么向自己的家人交代?
弱者的呼声就是无声的命令。记者当即带上申诉人,驱车赶往位于西安北郊草滩镇郑家寺村附近的铁五局(路桥处)西安绕城高速公路项目经理部,谁知在这个小院里找不见一个管事人。好不容易捅醒一位酣睡者,一打听方得知该处处长现在南郊小寨开会无法联系,副处长上了渭(南)潼(关)线去了。问及拖欠工资事,均称没有。记者无奈留下名片离去。
难道情况有假?记者又赶到北郊徐家湾以东的上跨红旗厂铁路高架桥施工现场,径直走近正在绑扎钢筋、预制片梁的工人。经交谈得知这里共有四个施工队,其中正干活的是4队。这些民工多是由亲友介绍而来。原先在潼关施工,去年年底转来这里。现每月除发150元左右饭票外,确实没发工资。但4队队部门大开,苏建明队长不在,一位姓李的女会计一口咬定绝无拖欠工人工资之事,让她拿出当月工资表却拿不出。然而当她走出院子时,工人们却不敢再吭气了。
恰在这时,记者的传呼响了——该处处长呼叫了,收到部下汇报的该处处长也是该项目经理部经理的魏少敏已从南郊赶回来了。便“二返长安”。
据他介绍,正在干的西安上跨红旗厂铁路高桥是由于去年他们在渭潼高速路施工中表现出色奖给他们干的。总造价4000万元,将于明春交工。
对于记者提出的拖欠工资问题,魏处长自有一番解释。他说该处民工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原先并无拖欠,考虑到稳定队伍,队上还出台了优秀民工每年报销一次探亲车票制度,对休工者每天有10元生活补贴。上告的4队实际是今年元月才来西安,由于甲方征地迟延一直少有活干,所发150元饭票实际上就是生活补贴。干活主要为四五月但由于资金周转困难确有拖欠,全队根据工作量每人约欠一两千元。
记者索看了该队工程进度,前3个月确为空白,四五两个月片梁产量不断跃升。其中五月达30片,每片工资为1100片。以此计算,确实不是个小数目。
不管什么原因拖欠下苦人的工资总是不对的。因此,记者郑重介绍了民工的困难和呼声。魏处长称他也了解一些情况,下午已向甲方请求提前交付一部分费用,聊解燃眉之急。这批资金本周到位后,将优先发放工资。
6月1日晚,民工们不断给记者打电话反映不见工资踪影。记者理解他们嗷嗷待哺的心情,并告诉了处里的消息。
我以一个民工的心情,等待着他们的践诺。
本报记者郝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