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多拉的盒子

文/曹剑杰　马邦杰

服禁药与反禁药的交锋，随着奥运会的周期，每4年掀起一次高潮。一轮“严打”过后，总有英雄变狗熊。本·约翰逊、克拉贝、米歇尔·德布鲁因、克里斯蒂，还有许多昔日巨星都因掉进“药瓶子”将终生与耻辱为伴。但是，有更多的运动员，无视前车之鉴，继续偷服禁药。兴奋剂现象已成为全球化问题，称兴奋剂为“体坛瘟疫”绝非危言耸听。

服用兴奋剂，就如同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从残害肌体到祸延社会，给神圣的奥林匹克运动、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随着体育竞技日趋激烈，也随着药品由天然物质向人工物质发展，服用兴奋剂现象与日俱增。来自发达国家的违禁运动员俯拾即是，亚洲、拉美、非洲运动员被查出的也不在少数。目前利用药物提高运动水准的项目主要有田径、游泳、举重、自行车、柔道、速度滑冰、冰球、拳击、滑雪、棒球、射击、射箭等。

兴奋剂是不断繁衍、膨胀的“黑社会”。国际奥委会把兴奋剂分成禁用药物、禁用方法和限制使用药物3大类，禁用、限用药物包括刺激剂、麻醉剂、利尿剂、合成类固醇、红细胞生成素、生长激素等。禁用方法包括血液回输法和尿样篡改法。

当今体坛兴奋剂问题的特点是：一，药物多样化，并同高科技结合起来，受它侵蚀的项目越来越多；二，使用者由无知到明知故犯；三，使用兴奋剂的时间由赛前延伸到日常训练。

造成兴奋剂肆虐的直接原因是运动员无法抵制荣誉和金钱的双重诱惑。大众传媒铺天盖地的报道和大公司的巨额投资或赞助，加速了体育商业化，金牌到手，意味着支票到手。荣誉、金钱的诱惑，使一些运动员投机取巧，瞒天过海，试图用兴奋剂的“魔力”改变自身的无能。

不少利欲熏心的药品开发、经销商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毒品不同的是，大多数兴奋剂有一定的医疗用途，可以合法开发、研制，因此生产兴奋剂的动机要比直接生产毒品隐蔽得多。正是出于谋取暴利的目的，走私者在奥运会前把大量违禁药带进澳大利亚。在过去一年里，澳海关人员查获了1125起非法携带兴奋剂类药品入境案，没收禁药的数量是1994—1995年的40倍。

自从1968年奥运会实行药检以来，反兴奋剂斗争逐渐走向制度化，形成了以国际奥委会为核心的、逐步科学化的反兴奋剂体系。经过多年努力，国际社会已建立一个兴奋剂检测网，由赛中检查延伸到赛外“飞行检查”。上届奥运会3块游泳金牌得主德布鲁因就是在赛外被查出来使用违禁药物的。

持严打兴奋剂立场的人，是国际体育组织的主流，但偶尔也能听到“兴奋剂合法化”的不谐合音。目前存在的一些难题使反兴奋剂措施无法完全到位。如何确定治疗用药和服用兴奋剂也是一个医学难题。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国际社会缺乏协调，各体育组织之间禁药范围和处罚尺度还未完全统一，与有些国家的法律和传统出现冲突。前美国田径选手雷诺兹和德国“金发魔女”克拉贝都曾由本国法院撑腰，推翻了国际田联对他们的禁赛处罚。雷诺兹还倒打一耙，向国际田联索赔2700万美元，国际田联至今心有余悸。

影响兴奋剂查禁工作的另一因素是经费不足。1984年、1988年和1996年奥运会的药检费用分别为200、300和400万美元。近年来，国际体坛每年花在药检上的钱近1亿美元。虽然禁药名单不断拉长，新的兴奋剂仍在不断出现。由于经费原因，药检范围不可能无限扩大，这就给兴奋剂留下一定的滋生空间。

看来，反兴奋剂斗争不可能一蹴而就、速战速决，这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们坚信，正义和公正必将战胜邪恶与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