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当了修脚工

□谢玲口述　阿东执笔

下岗和离婚的双重打击没有击垮我

1997年，我遭受了下岗和离婚的双重打击。8月，我带着两岁的女儿，带着一颗破碎的心，来到广州打工。

没想到广州的就业形势也那么严峻，捱了半个月也没找到工作。

为了省钱，我租了一间地下室，里面阴暗潮湿，即使白天都需要开灯。更揪心的是雨天，地下室里的水涨到小腿肚，饭都没法做。有一天赶上下雨，我趟着水出去为女儿买饼干时，女儿从床上滚到了地下，差点被淹死。回来后，抱着哇哇大哭的女儿，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往下掉。

为了生存，为了女儿，我日日在外奔波着找工作。

最后总算找到一份，是在一家酒店做服务员，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月薪500元。老板是个精明苛刻的四川人，根本不把员工放在眼里，喊起人来像吆喝牲口。他要求员工做事不仅要手脚麻利，而且绝不能出差错，否则就罚款。由于是生手，我做事常常比别人慢半拍，没少挨老板的克。我整天提心吊担，生怕被老板炒鱿鱼。

有天下午，我一个人奔忙在几桌酒席间，不停地为客人上菜、收拾碗筷，一不小心，把碟炒猪肝打翻在地上，弄得一位女顾客的白色裙子尽是油星。老板怒火万丈地冲出来，虎着脸，当着客人的面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我低着头，一言不发，眼泪像水一样在脸上淌。女顾客实在看不下去了，对老板说：“算了，她又不是有意的。这碟猪肝算在我账上。”老板这才停止叫骂。

还有什么比生存更大的事呢？为了生存，我只得忍受下去。事后，老板罚了我15元钱。

两个月后，几个员工受不了老板的窝囊气，一起辞职走了。老板一点反应也没有，反正广州有的是廉价的外来工。相反，他对员工要求更加苛刻。他见不得我们有点空闲，要是累了休息会儿，只要他看见，就吼吼嚷嚷。

1997年12月3日那天，我得了感冒，头昏脑涨，四肢无力，趁下午客少的时候到休息室躺会儿。昏昏沉沉中，感觉到有什么重物压到了自己身上，使劲睁开眼一看，竟然是老板！长久积郁心头的愤怒顿时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我用尽全力把老板推翻在一边，“叭叭”地甩了他两个耳光。结果不用说，我被恼羞成怒的老板炒了鱿鱼。离开酒店的时候，我气得浑身发抖，苦、累、委屈我都能受，但这种侮辱我不能受！

不久，我又来到了个体书店打工。不想刚干了一个月书店就关门了。老板在付了房租后，竟无钱支我工资，于是便把8000册旧书按每本1毛钱的价格折成钱抵我工资。迫于无奈，我把这些书挑到立交桥上摆起地摊，按文学、艺术、体育、电影等类别摆成堆，以每本3毛钱的价格出售。摆地摊的那些日子，我每天用箩筐一头挑着女儿，一头挑着旧书。广州的冬天，寒气袭人，女儿冷得直哭，但收摊时，常常已是夜里十一二点，公交车已停开，我得挑着女儿步行十多里路赶回家。那段日子挺过来可真不容易啊！

1998年2月，临近春节前一天，8000册旧书总算艰难地卖了出去。抚摸着浸透自己泪水和汗水的1500元，我忍不住又哭了。

尽管世俗认为修脚工很低贱，但我却对自己从事的职业充满了信心

春节过后，我又开始四处找工作。一天上午，我正准备去一家电子厂面试，房东王大妈走过来对我说：“小谢，麻烦你替我打听那儿有修脚的师傅，我家老头子被脚病折磨得路都没法走。”

在白云区，我一连进了7家洗浴中心，里面有药物泡脚、洗浴的，就是没有修脚的。我问经理能否给我找位修脚师傅，他们无一例外地摇摇头：“如今学这行的人很少，不好找。”在杏花洗浴中心，一位得了甲沟炎的左脚化脓红肿的老太太一连用药水泡了6次，均不见效。老太太感慨地说：“唉，想不到找个修脚的这么难！”我的心突然一动，何不学修脚？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替人修脚是下贱活，很少有人愿意学，正因为学的人少，干这行成功的机会一定很多，只要肯付出一定会有收获。想到这里我兴奋得脸泛红，心发跳，手心汗津津的。在电子厂门口，我折身大步流星往回走。

可要找个师傅还真难，我四处打听也没结果。一次我偶尔从报纸上看到刘师傅一心一意为病人修脚的先进事迹，颇费了一番周折，我找到了刘师傅的地址。六十多岁的刘师傅红光满面，身体硬朗，双目炯炯有神。在得知我来意后，刘师傅不解地问：“你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学什么不好，非要学这个？”我说：“因为学这行的人少，成功的机会多。”他摇摇头：“你吃不了这份苦，以前也有几个年轻人满怀信心地跟着我学，可没过几天，都一个个跑了。”不管我怎么表白，刘师傅就是不肯收我这个徒弟。我没有气馁，每天赶到刘师傅的脚病修治所，不声不响地打水扫地，清扫卫生，等所有的杂活都干完后，一声不响地离开。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半个月后，刘师傅被我的诚心感动了，答应收我这个徒弟。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1998年5月，我成了广州首届脚病修治技术培训班的一员。

参加培训班要缴1800元培训费，我身边只有800元。我打电话向父母求援，父亲气不打一处来：“干什么不好，偏要学那下贱话？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姐姐也劝我：“你一个女人家，一天到晚摸人臭烘烘的脚丫子，别人会怎么想？你还年轻，以后还要嫁人，凡事要三思而行。”昔日的朋友同事听说我要学手艺，都愿意解囊相助，但听说我是学修脚，都纷纷反对。开课的日子越来越近，培训费迟迟没着落，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我收到了父母积蓄了一辈子的1200元。我感动得哭了。“爸妈，你们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你们，我一定要干出名堂来！”我握紧拳头说。

培训地点离我租住的地方有8里路。每天早上五点钟我就起床，做早餐给女儿吃，然后送她上托儿所。为了省下一块钱车费，我每天跑步去上课。中午其他人或回家或到附近餐馆吃饭，我就着自来水啃两个干硬的冷馒头。下午6点下课后，匆匆跑去接女儿。

1998年9月的一天，托儿所打电话说女儿病了。我赶到托儿所，又抱着女儿往医院跑。当我交款买药时，才发现袋里只有四块八毛钱了。我背着女儿默默来到献血站。医生见我面色苍白，身体瘦弱，坚决不同意我献血。我哽咽着对医生说：“我女儿还等着钱治病。”医生同情我，给我开了一张献血的卡片，我用血换回了170元钱。

每天从培训班回来我都要到附近一家餐厅的垃圾堆中捡一次性竹筷，用肥皂水洗净晾干后扎得整整齐齐的供练习刀功用。一次，我又在家提筷练刀，削着削着，我忽然觉得自己找到了修脚的感觉。我很想给房东大爷修修脚，可第一次在人脚上用刀，我又怕万一有个闪失，于是我就在自己的脚上练开了。由于太紧张，一刀下去，将指甲划破了，鲜血淋漓。尽管很痛，我却舒心地笑了。

我深知自己学艺的不易，因此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心血和汗水。我阅读了不少有关医学书籍，并虚心向师傅请教，因此我的技艺提高很快。

1998年10月，培训班组织我们到医院实习，我成功地为三位老人治好了脚病，看到他们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很满足。尽管世俗认为修脚工很低贱，但我却对自己从事的职业充满了自豪感。

1998年11月，我以优异的成绩领取了结业证书，成了一名修脚女。

开办诊所，飘泊的我找到了停泊的港湾

技艺在身，我却找不到工作。我决定自己推销自己，让人们知道我。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房东王大爷。王大妈一双疑惑的眼睛在我脸上扫来扫去，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谢谢你的好心，这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会把脚给治废了。”不管我怎么劝，她就是不相信我。每天，我一栋栋住宅楼跑，只要听说谁有脚病，就千方百计找上门去。患者有的连门都不让我进，有的骂我是“神经病”，有的怀疑我是小偷睬点，要把我送派出所。

终于有一位老大爷同意让我试一试。老人的脚病并不复杂，只是常见的甲沟炎，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已经感染化脓。我马上动手替老人修起脚来。我找准伤口，用力一剜，快速一拨，一块带着臭味的指甲被夹了出来。老人忍住短暂的疼痛，治好后马上站了起来，连着走了好几圈，高兴得像个孩子。

接着，我又治好了三个病人。房东王大妈终于认可了我，对我赞不绝口。当然，我也治好了王大爷的脚病。见我每天起早贪黑，四处奔波太辛苦，她建议我开个诊所，并答应借给我600块钱。我在湖南路租了个破旧的门面，自己动手将门面粉刷一新，又到旧货市场买了几样家具，1999年4月，“谢玲脚病修治所”正式开业了。开业那天，是我两年来最舒心的日子，我睡了两年来的第一个安稳觉。

我清楚地记得开办诊所后我接待的第一个病人。那天中午一辆漂亮的桑塔纳轿车“嗄”地停在我的诊所前，一位年轻人从车上走了下来。我立刻热情地迎了上去。年轻人说：“我这脚在豪华浴室和美容院修治了好几次，花了几千块钱，一点效果也没有。今天到你这儿来碰碰运气。”我马上让他坐下准备为他治疗。他告诉我，他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包工头，一年前被铁钉扎了一下，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引起感染，病情已较严重。我运用我所学过的知识精心地为他治疗脚伤。一周后，年轻人上门给我送来了一面锦旗。

我的名字渐渐传开了，上我这儿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我不仅精心为他们治疗，而且收费很低，遇到特别困难的病人，不仅分文不收，而且还管饭。电视台、报社先后报道了我，我在广州渐渐小有名气。

1999年8月，离了婚的前夫找到我，说经历这么多风风雨雨，他发现最爱的人还是我，请求我原谅他，和他复婚。面对自己曾经死心塌地爱过但却无情抛弃自己的男人，我异常平静。我对他说：“生活是公正的，谁游戏人生，老天必定惩罚他。你曾经把一个柔弱的女人的心伤得支离破碎，看在你是孩子父亲的份上，我招待你，明天早上就请你离开，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第二天，前夫向我辞行。临走时，他跪在我面前，再次请我原谅他，他说：“如果有来生，让我们再圆夫妻梦，我一定好好珍惜你。’

那时，已有一个男人闯进了我的生活。他是湖北人，比我大5岁，在一家公司做水电工。他憨厚、木讷、细心、体贴，四年前他妻子和女儿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他一直未娶。在我最困难的日子里，他给我许多无私的帮助。1999年4月，我第一次踏进他租住的小屋，屋里到处是灰尘、脏衣服、臭袜子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床上的席子破了两个大洞，一切显得灰暗、破败，但墙壁上挂着他妻子照片的相框却擦得锃亮，一尘不染。好一个重情的男人。那一刻，我突然决定把命运交给他。况且他对我女儿如同己出，女儿也很喜欢他。2000年5月1日，我再次披上了红嫁衣。

2000年8月，为了方便客人就诊，也为了发展业务，我把诊所搬到了繁华地段，同时还聘请了一位足部按摩医生。诊所生意红红火火，每月收入5000余元。对一个两手空空闯荡广州的外来妹来说，能走到这一步已很不容易。大千世界，我终于找准了自己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