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谁为民工谋福祉

农民工的烦恼

在西安大东门外，来自蓝田县的一位民工说，即使在非典恐慌最为浓烈的时候，他还是跟同伴守在这里，期望有活干有钱挣，否则吃饭都成问题。他说，所住的村子只是让他交一张照片办个出入证，就这，已成为自己的骄傲，至少自己可以自由出入。然而经济收入始终是最紧要的问题，没饭吃比非典更令人恐惧。

这位靠刷墙下苦力挣钱的师傅说，一家三口，孩子上学费用相当高，一年3000元打不住，媳妇靠卖菜补贴一点生计，非典一来，本来收入就差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一来自己找不到活干，二来媳妇卖菜的种种管理费也多了起来。

在一家商场工作的农村姑娘小李因非典期间营业额下降被辞退了，她不懂什么是经济补偿金，她认为最后一个月工资给发了就是莫大的幸运。由于现在工作难找，她只能节衣缩食等非典结束后再寻生计。

谁为“盲流”谋幸福

人们已经看惯了城墙四周一些民工坐立待雇景象，人们虽然知道民工流动就业存在成本和风险，知道许多农民进城要么是靠比自己先几年到城市的亲朋好友找工作，要么就是靠运气，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只好徒劳往返，甚至受到黑职业中介的欺骗蒙受经济损失，但心态依然麻木漠然。

再者在某些职能部门看来，农民与市民就是不一样，农民工的钱好罚，农民工比较听话，农民工一见他们就害怕，于是农民工可以因有损市容市貌被遣送被罚款。一些企业也视农民工低人一等，合同可以不签，保险可以不办，工资可以不发，非典时期可以随便地挥一挥手打发。

即使是政府，也只是看到流动人口对非典传播构成极大威胁，意识到农民工流动增加了疫病向农村传播的危险，却对滞留在城市里的农民工缺乏就业管理和生存关注。

一直以来，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基本上是处于自由流动状态，安全是农民工的个人行为，政府对农民进城就业不仅缺乏一套有效的管理办法，也没有将其纳入全社会的就业格局中加以统筹解决。虽然国家提出对农民工进城就业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要求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不合理政策，但从整体上看，农民工依然处于游离无序状态，既缺乏自我组织自我保护，也缺乏政府制度的切实保障。

只求平等

无论是视而不见还是视为异于市民的阶层，事实上都是歧视的表现方式。尽管法律法规一再强调农民也是职工，农民工同样享有职工应享的合法权益，相关部门在非典非常时期又出台规定禁止辞退劳动者，但农民工照样被侵权，工作照样被辞退。

事实上只要依法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只要按法律规定支付工资，对于非法辞退民工，只要加强对经济补偿金制度的落实，农民工比普通职工更易获得满足。

有关人士认为，非典传播引出的教训让社会认识到管理好流动人口有多么重要，当疫情需要有些行业和部门配合时他们挺身而出，他们即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和应有的名利，当农民工响应号召不返乡时，却承受失业和没有生活来源的痛苦，因此政府应在农民工就业管理上多加投入，确保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利益。另外从劳动力市场规则来说，政府应通过城市劳动力市场枢纽的作用，引导和鼓励农民工到规范的市场中找工作，以便加快形成城乡统筹就业的新格局。

■宋宗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