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里要不要“暂住证”

□文/黄晓尚

今年3月17日晚10点，在广州工作的孙志刚上街找网吧，没有暂住证也没带身份证的他被带进派出所，后被送到收容所，最后被转到医院。20日晚10点，他死了。这一刻，距这位湖北小伙子来到广州整整20天。他2001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事发前在广州一家服装公司工作。这是一起典型的非正常死亡案例，根据中山大学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4月18日出具的检验鉴定书可以判定，孙志刚系被反复击打出血致死。

令人庆幸的是，这样的个案，在我们这个依法治国的社会里毕竟属于极少数，但其恶劣的性质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孙志刚案，促成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一些地方的收容遣送站也开始摘牌子换名称，准备为生活无着落者提供救助服务。

孙志刚的死，缘于那张小小的暂住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生命悬于暂住证。或者说，在某些人眼里，暂住证的存在比他更重要。暂住证诞生的初衷，应该是便于管理外来人口和限制人口大面积流动，但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庇护下，暂住证却被某些执法者演绎成了“合法”敲诈流动务工人员的工具，一些外来的务工人员也被“合法”地当做流浪乞讨人员加以收容，管制，直至遣送。在很长时间里，暂住证被某些部门当成了“融资”的法宝，以至于公民在自己的国度里“暂住”，还需要办证并且交费，而没有了这张暂住证，就要面临麻烦甚至危险。

在网上，有人制作了以孙志刚头像为图案的文化衫，上面写着这样的语句：天堂里还要不要暂住证？《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无疑是法治的一大进步，那么暂住证制度能否也该一步到位而废除呢？

此前媒体曾披露多起和暂住证有关的案例。一名从湖南到广州打工的青年农民，没有暂住证而丢了性命（究竟是他杀还是失足坠崖，工友和治安队说法不一）。一个到广东东莞打工的四川妹，因暂时未领到暂住证，竟被查证的治安员打成脑震荡。日前，5个被广州某区居委会治保队搜查没有暂住证的外来工，在被关上收容车后没多久，便从高速行驶的收容车上一个接一个地掉下来。这5名外来工除1人受轻伤当场“逃跑”外，已经有2人被医院证实因脑颅积血死亡（皆为女性，20余岁和30余岁），1人还在紧急抢救当中，还有1人在转院过程之中“失踪”，至今下落不明。据悉，当晚白云区进行节前治安大检查，发现了很多“三无人员”。

从表面上看，进城务工人员因为没有办理暂住证而被有关部门处罚，可谓咎由自取。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城市有城市的管理法则，而实行暂住证是城市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办理暂住证的手续并不复杂，且收费也不高，为什么有的民工却不愿意配合办理呢？在我看来，除了办证意识不强及存在某种侥幸心理外，不堪“证”负亦是一大要因。民工普遍惧怕办证，这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因为办证必须缴纳费用，更让他们头疼的是，究竟该办什么证、证该怎么办，这并非每一个出门在外的民工都能弄明白的，有的民工顾此失彼，办了这证缺了那证，免不了挨罚。这也难怪，时下民工若要在无风险状态下务工，就得备齐多种证件，身份证和暂住证自不待说，还需有务工证、计生此、未婚证、健康证等，总之一证都不能少。毋庸置疑，办证成了民工的负担，为了尽可能降低务工成本，一些民工宁愿担当一定风险，和管理部门玩猫捉耗子的游戏。

民工“逃避”办证，一些管理部门亦是难辞其咎。国家计委、财政部曾发布了《关于全面清理整顿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收费的通知》，规定暂住证收费标准为每证最高不得超过5元。但一些地方却对此置若罔闻，巧立名目多收费用。要不就是办证效率低下。曾有民工向媒体反映，往常只需几天就能办好的暂住证，现在即需三五个月。在一些管理部门眼里，收费比服务更显重要。变味的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工办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某些编外执法人员的野蛮执法，亦是酿成悲剧的又一根源。一些管理部门出于自身工作需要，向社会招募临时性质的“编外执法”人员，并授予一定权限。有的编外执法人员本身素质不高，有的甚至就是当地的“地头蛇”、“土霸王”。让他们“执法”，后果可想而知：根本无视法律法规，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器械“执法”对他们来说犹如家常便饭。外来务工人员用对这些人视若瘟神，惟恐避之不及。针对某些编外执法人员的胡作非为，有的管理部门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事实上，如果没有强硬“保护伞”在背后撑腰，编外执法人员何敢如此放肆！消除混进编外执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固然很有必要，但治标还须治本，这就需要管理部门端正风气，善待外来务工人员，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再不能让“暂住证命案”之类的悲剧重演！

多次惨剧，表面看来都是“暂住证”惹的祸，而实际上反映出有关部门对民工权益的漠视，以及部分人对民工的歧视意识。在一些人的脑海里，民工是准罪犯，每逢治安检查，民工首当其冲，对民工动辄呼喝斥责甚至打骂，俨然民工就不是爹妈生的。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在作祟，其实质就是对民工人格的歧视，人权的践踏！

查暂住证的情形，笔者是亲眼目睹和经历过的。一般是这样的：检查者到民工的住所，要求民工拿出“三证”；接着，检查者核实证件；再将证件不全的或无暂住证的带走，赶上收容车，或暂时排队、蹲下，等候收容车，然后被拉到派出所关一通宵；等第二天交了罚款（一般是100元或200元），再在一份资料上按手印，至此终于可以出来了。这还是文明执法的过程，其它“不同寻常”的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另当别论。可以看出，“三无”人员在给治安单位带来麻烦的同时，也给这些部门带来经济效益，这大概是一张小小的“暂住证”使得民工夜难安宁、惶恐度日，以及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暂住证”的另一原因了。事实上，很多时候居民身份证就比不上“暂住证”管用。这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现象。

农民进城务工，既是为了挣钱糊口，也是城市的建设之需，他们是城市建设的有功之人，理应获得善待。然而，现实一再警醒我们，在一些人甚至是一些政府部门的心目中，总认为民工是不文明的低人一等的，民工的生命和尊严是可以任意蹂躏的，民工的权益是可以漠视的，在这种思维之下，于是民工的悲剧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了，而且不知何时才会落幕……

如果不改变目前这种对民工的错误认识和消除对民工的身份歧视，那么就很难保证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