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幽默

□随笔　□文/刘民

有些幽默是属于乡村，属于农民的。

三十年前，我在一个乡镇（那时叫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到一个派系斗争很激烈的村子驻队。真正是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一起下地干活儿，晚上还要召集一些老八路、老红军开会，商议如何把生产搞上去。这样辛辛苦苦干了半年，村子终于由乱到治，乡亲们都说，“当年的老八路又回来了”。

后来，我被调回公社。临走前的几天，乡亲们一拨一拨儿地来看我，挎着柳条编的大篮子、小篮子，里面装着平时舍不得吃的煮熟的鸡蛋和点上了红点儿的白面镘头，用白毛巾盖得热乎乎的。

那天，送走众乡亲已是掌灯时分，那个年代是不时兴喝酒的，可是房东还是破例弄了三个菜：一盘炒鸡蛋，一盘煮花生米，一盘辣椒炒白菜，温上了一壶地瓜干酒。大锅里煮的是地瓜粥，炊烟里飘着甜丝丝的芬香。端起酒盅，不善言辞的房东大叔未曾开口已经红了脸，不好意思地问：“刘、刘同志，你在我家住了半年了，我‘管理’得你怎么样？”我一愣，马上明白了房东的意思，他人概是想说“侍侯”又怕俗气，便说成了“管理”。

“很好啊！你‘管理’的我很好啊。”我笑着说。房东也满足地笑了，憨厚地搓着双手，“那就好，那就好，走了以后可要常回来呀。”联想到在一起相处的深情厚谊，尤其是想到有一次，我闹痢疾屙在了棉裤里，房东大婶在冷水里亲手给我洗刷的情景，我的眼圈红了，只是连连点头。

回到公社后，村里的人每逢赶集上店，总要顺便到公社里坐一坐，找我聊聊家常。其中有一个小伙子，外号叫二嘎子的，平时干农活儿拈轻怕重，很被村里人瞧不起。这天，他也来到公社里找我，我一视同仁和他聊了一会儿，还递给他一支香烟抽，他很感动的样子，哆嗦了半天才点上火。

后来，有一次村支书来开会，问我：“刘书记，你怎么还有秦香莲的香烟？”“谁说的？”“二嘎子呗。他逢人便说，人家刘书记真不小看人，还拿‘秦香莲’的烟给我抽！”我一听，顿时恍然大悟，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我那香烟是“秦岭牌”的，不知他怎么竟然记成了“秦香莲”。

还有一次，我陪新来的田书记到牛庄抓革命促生产，牛庄的牛支书便召集起群众听新书记讲话。田书记也不知怎么搞的，竟然一口一个“杨支书”，说得牛支书脸色由晴转阴，台下的群众也是莫名其妙。我又不好插话，只好干着急。轮到牛支书发言了，他重重的咳嗽一声，开了口：“刚才，公社党委唐书记讲得很好，咱们要坚决按唐书记说的办……”

散会后，田书记很不高兴：“你怎么给我改了姓？”牛支书嘿嘿一笑：“还不是你先开的头？兴你把‘牛’当成‘羊’，就不兴我把‘甜’喊成‘糖’”？

上个月，我家附近来了个卖土豆的农村妇女，见了我便问：“大叔，买不买地瓜？”说着，还拿起一个圆滚滚的土豆叫我看。我笑了笑，问：“你这萝卜多少钱一斤？”妇女一愣，随即咯咯大笑起来，说：“你这大叔真幽默，也怪我脑子不管用，老把土豆说成地瓜。上次在城里，让人家一个顾客好顿训。”我听了不由感慨，也许，这就是城乡的区别。

时代在巨变。当年的二嘎子如今成了一家饭店的老板。前几天请我去吃饭，得意地问我“大叔，你看咱这生意怎么样？”我环视一周，说：“生意还算兴隆。不过，现在都和国际接轨了，你这经营思路也要与时俱进，要赶上时代的潮流。”二嘎子一边点头，一边不以为然：“接什么轨？你看人家外国，地名起得也好，什么‘明斯克’、‘库尔基斯克’！你看咱们，大叔你老家是朗家，老百姓都叫‘狼窝’，我们村叫杨圈，人家都喊成‘羊圈’”。

我一边笑，一边说：“名字也很重要！依我看，你这饭店也该改改名了，别叫‘富贵酒家’了，太俗。你看，现在很多‘学院’都不叫‘学院’了，都改成了‘大学’”。

二嘎子很认真的听着，问：“大叔，‘院’大还是‘学’大”？我说：“当然是‘学’大了！”二嘎子眨巴了眨巴眼，点点头。我认为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不料他一开口却叫我大失所望：“‘学’大？那‘国务院’怎么不改成‘国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