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尴尬

郁文

据中青报报道，为倡导文明祭祀，沈阳市政府近日向全省下发关于在全市范围内禁止抛撒纸钱和烧纸的禁烧令，欲彻底根除“烧纸”陋习，违者将被处以5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然而就在清明前后，笔者得到的消息是老百姓对于这一禁令不少人还是置若罔闻，未见燃烧的灰烬比往年减少多少。

类似的尴尬岂只是沈阳市政府，就拿西安来说，早在十几年前就将“烧纸”列为陋习加以禁止，可百姓这两日该烧照烧；燃放鞭炮也是如此，前几年政府一声令下不让放了，充斥传媒的全是政府禁令和燃放的危害，甚至还派出警察抓人，可去年又因没有“年味”开禁了，“禁”“放”之间全是政府的主意。同样的禁摩、禁犬，红头文件、安民告示发了一个又一个，其效果大家都心知肚明。

政府类似的法令为何成了“稻草人”？责任还在政府自身。任何政令、法令要畅通无阻，除了它的强制措施得力外，关键还在于它是否体现了大多数百姓的意志，以及执行的成本乃至可操作性。就“烧纸”“放炮”此类民俗而言，且不论其“科学性”如何，但期望通过一纸禁令就将它一笔勾销，那是荒唐可笑的。列宁曾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力量。要改变它除了教育疏导，启发人民的自觉，别无良法。否则不是政治上幼稚，就是犯了全能性政府的通病，以为权力万能，具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动辄乱开处方，耗钱费时于事无补，还要招致“患者”的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