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想起周一良先生说起

□文/屈超耘

读了朋友赠书《毕竟是书生》，感慨良久，不由得想起了它的作者、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

周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学问家，处世待人都是厚道的。不幸的是，在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中，却被点名当了“梁效”的历史顾问，说了错话，也做了错事，从而被时人诟病。对于这段经历，他一直是萦怀于心的。因此，在晚年写的这部《毕竟是书生》中，对不光彩的历史做了反思，并表示了深深忏悔之意。

但是，社会上仍有人对他不够满意，嫌其检讨不深刻。因为“梁效”在“文革”中做的坏事太多，影响特别恶劣。故尔，做为它的顾问，人们对他的严格拷问和持不谅解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作为“文革”中吃尽苦头的不佞，总觉得身为文化人、书生的周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对自己还是做了比较深刻的反思，由此应该让他放下那颗忐忑不安的心。如果再对他揪住不放，似乎有点过了分。因为，他只能负他应该负的那份责任。叫他负更多、更大的责任，他没有那个能力，也负不起。说到底，他充其量只是给那些不学无术的“梁效”们讲讲历史、校正史实而已，别的什么活动他都没有参加，自然就无从谈起负那样的责任了。由此，我又想起了另一个人舒芜先生。

舒芜和周一良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相同的是他们在极左思潮泛滥时都曾做了错事；不同的是，周一良没有具体为害过任何一个人；舒芜则因为交出了朋友写给他的信而导致胡风问题的升级。尽管如此，舒芜也只能负他应负的那分责任。至于这些信后来被人做了掐头去尾的处理从而把胡风先生等人打成反革命，使不少有才华的作家如路翎、鲁藜等坐了多年冤狱，使不少有才华的作家如阿垅、张中晓等英年早逝。这么大的责任，他是负不起的，而应该由那些直接做出决定的人来负。和周一良一样，舒芜没有推卸他的责任，在多篇文章中都曾检讨了自己。不佞认为，在和胡风冤案有关系的人中，舒芜是忏悔得比较深刻的一个。尽管如此，仍有人认为检查得不到位。这当中，除过一些直接受害者所表示的不满使人感到可以理解外，其余人的那些要求，也确实是过分了。

试想周、舒们所处的时期，中国正处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期。凡是过来人，谁没尝过在那种环境中生活的味道？除过顾准、杨伟名等极少数人不惜以身殉道不改独立思考之志外，谁敢不听上面的话？谁敢不按上面的精神办事？而当上面内定周一良担任“梁效”顾问，周敢不当吗？当上面派人要舒芜交出胡风等人的信件，舒敢不交吗？周一良、舒芜毕竟是普通知识分子，不是顾准、杨伟名那样的英雄和勇士。作为书生，因为自己的软弱而做错了事，只要能检查、忏悔，知过能改也是可贵的。

行文至此，又牵涉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文革”中、在“反胡风”中，有许多衮衮要员都是直接参与了的，有的甚至就是直接迫害别人的人。新时期到来，冤案陆续平了反，按说是应该追究当时直接参与者的责任的。可是鉴于情况的特殊，除过是林彪、“四人帮”同伙，大部分都没有去追究。就拿胡风冤案来说，除了书生舒芜做了比较深的忏悔外，当年那些杀气腾腾欲置人于死地的大员们，有几个站出来表示过悔过之意，又有几个哪怕是做一点点的自我批评？有的直接当事人虽然不得不谈此案，却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奇怪的是，对于此种极不正常的情况，社会舆论却普遍地表现为失语，这不能不叫人觉得遗憾。

我曾于几年前写过一篇《周扬何以未能成为‘现象’》，里边说：“‘文革’后的周扬，之所以未能成为‘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执政党的组织包揽了全部责任，没有相应追究一些当事者……正因为党组织在给蒙冤者平反时大包大揽了责任，致使那些有整人恶行者，一个个溜之大吉。”因此，至今我都认为对那些直接参与迫害人的官员和积极分子（后来不少人因此而升了官），应该适当追究他们的责任。放了他们而眼睛只盯住几位书生，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