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读的鲁迅

□文/柯喜堂

改革开放以后，久被封杀的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还有那位才女张爱玲的文字，复又面市，使吾辈在新鲜、兴奋中着实过了一把读书瘾。应该承认，上述诸位的学问功底，抑或对文字的悟性，确有大家风姿。但其或闲适或幽默或枯瘦或阴柔乃至斑斓多姿的文字，虽有其风韵迷人之处，却又似乎少了某种激情的支撑。须知：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政治黑暗，新旧思想、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正发生着激烈冲突！这一切，却被淡去了，滤掉了，或化作浅薄一笑。回过头再读鲁迅那些直面社会和人生的血性文字，使人不能不感叹，先生是部百读不厌常读常新的大书也。

鲁迅之所以耐读，或者说拥有一种笑傲岁月的巨大魅力，除了先生丰富大量的著作、译作，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之一的地位，还在于他真实伟大的独立人格，对旧文化和专政政治毫不妥协的韧性战斗精神，以及丰沛淋漓于传统知识分子中的忧患意识。用先生自己的话讲，就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强烈社会良知。鲁迅人格的真实美，在他的著作中时有折射。他的思想轨迹、心路历程、人生态度、处世原则、文化品味、喜怒爱憎，抑或对自己“小”的解剖，“坏脾气”或“多疑”的自嘲，乃至冒着“报复”、“偏狭”之类冷箭，“该出手时就出手”的秉性，都印证着他无饰坦诚、光明磊落的人格。至于说先生人格的伟大美，是因为他无论是对于梁实秋、胡适、陈源，还是对当时的创造社、“左联”某些人，皆非出于私人恩怨或针对个体，而是作为对一种社会现象或典型代表予以无情攻击的。在与冯雪峰的一次谈话中，鲁迅十分赞赏何凝（瞿秋白）对他杂文的评价，并慨喟道：“作出这种评价的还只有何凝一个人！同时，看出我攻击章士钊和陈源一类人，是将他们作为社会上的一种类型的一点来的，也还只有何凝一个人。”他还讲道：“我实在不大佩服一些所谓前进的批评家，他们是眼睛不看社会的，以为总是鲁迅爱骂人？我在战场上和人斗，他们就在背后冷笑……。”人格的丰碑，其实一面是不掩饰其爱，一面是不掩饰其憎，且这爱憎，皆非蝇营狗苟于一己私利的。

鲁迅毫不妥协的韧性战斗精神，并不意味着不讲斗争策略，不作自我保护。对那些居心险恶的批评先生惯用曲笔，不敢和反动当局、帝国主义公开斗争的鼓噪，或极左盲动的行为，鲁迅从来不屑一顾或予以婉拒的。左联当时一位负责人曾指责鲁迅“懒”，工作不够起劲，先生答曰：“他们个个是工头，我有时简直觉得像一个戴了脚镣的苦工，不管做得怎样起劲，总觉得有鞭子在抽来。”这种不被理解横遭“鞭子”的“独战”的苦闷，虽笼罩着晚年的鲁迅，甚至造成他性格多疑，但先生并不曾躺倒不干。左联机关杂志《拓荒者》曾刊出一文，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梁读后写了一篇反击文章。鲁迅看到后认为“有趣”，因为“还没有怎样打中他的命脉，就这么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遂表示“我来写一点”。结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篇淋漓痛快的奇文很快问世。梁后来的华盖运，大约与这篇文章的发表关系甚大——就当时而言，他确是被鲁迅击中要害了。从这件轶闻中，亦可见鲁迅自觉置身于斗争漩涡的可贵的“好管闲事”的品性。以先生的学识才情，名人地位，当年不说行医做官，单是搞创作，写些能赚来大把银子的文字，也起码衣食无忧，跻身贤达绅士群中的。但先生却宁愿做那孤独执着的“过客”，把自己的智慧、生命乃至一滴滴热血，化作匕首、投枪，刺向吃人的封建礼教，刺向黑暗社会和反动势力的神经末梢，以及形形色色的帮凶帮闲们。对某些民族劣根性（如奴化思想），对来自同一营垒中的浮躁浅薄或宗派习气，先生也以其热辣入骨的批判锋芒，表示了自己的立场、意见和爱憎。“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的这种忧患意识，以及执著追求和激情渴望，对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来说，亦是重要的精神源泉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