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首诗词和它们的作者

□文/屈超耘

这里有两首诗词，请你猜猜它们的作者是谁？

第一首是诗：“慷慨过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第二首是词：“北望满州，渤海中，风潮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廓。到而今，外寇任纵横，风尘恶。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夺。叹江山如故，异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当谜底尚未在本文出现时，我先拐个弯儿作个类比。第一首，从那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里，它的作者多么像战国晚期“风萧萧兮易水寒”时辞别燕丹、西赴秦庭刺杀赢政的那位“发冲冠”的壮士荆轲；第二首，从那气壮山河、慷慨悲歌的调子看，又和誓师北伐、写《满江红》的南宋元帅岳飞何其相似乃尔。然而，我郑重地告诉你，两首诗词的作者不但不是人杰鬼雄类民族英烈式的人物，而且是遗臭万世的大坏蛋。第一首的作者是大汉奸、卖国贼，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甘当走狗的伪南京政府主席汪精卫；而第二首，则是曾镇压“二七大罢工”，手中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作品。

在你得知这两首诗词的真实作者后，一定会这么说：装得多像哪，两位臭名昭著的坏人，竟写出如此壮烈、豪迈的诗歌，简直是对传统的“诗言志”的亵渎。且慢诅咒，我亲爱的读者，我尽管不太无原则地同意老先人说的那“文如其人”。但，作者在写此两首诗词时，却是他们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原来，汪精卫写此诗是在他的早年；而吴佩孚填此词却在他的晚年。

汪精卫年轻时，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美少年，写得一手好字，也写得一手华美文章。在革命党和保皇党的那场大辩论中，他那有理有节、大义凛然的雄文，使得康有为、梁启超等文坛高手望风而逃。就是他，为了推翻满清统治，怀揣炸弹赴北京刺杀摄政王，因未遂被捕而打人死牢。此时的汪，抱定一死之决心，便写了本开头引的这首五言绝句以明志。吴佩孚，虽曾在军阀割据年代，血腥镇压了河南郑州“二七大罢工”，酿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日寇占领北平后，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请他出任华北总督办伪职，他坚辞并义正词严地指出：日本立即从中国退兵，中国的事情应由中国人自己办理。虽然由于不任伪职而穷困致死，但他却因此保全了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晚节，受到国人的称赞。他在写本文所引用的《满江红?登蓬莱阁》一词，就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东北、抒发自己报国之心未泯的幽愤心情。

我之所以写这篇《两首诗词和它们的作者》，是想说明如是一个问题：人活在世上这一生，是充满着变数的。不是今天好以后就永远好，也不是今天坏以后就永远坏；而是在一定情况下，好人可以变成坏人，坏人也可以变成好人。因此，我们既不能用某人的今天推知他的明天、后天；也不能用他的今天，比照他的昨天、前天。如果用一成不变、形而上的眼光看待一个活生生的人，往往会犯极大的错误。特别是对那些掌管用人大权的单位和官员来说，懂得“人是会变的”显得尤为重要。变好变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道德修养等主观因素，一个是所处环境这个特定条件的客观因素。就说汪精卫罢，在过去一个不短的时间里，由于最后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当了十恶不赦的汉奸，不少人就因此否定他早年的革命行为，说那是“投机”，是“混进革命阵营”。实事求是地说，两者都不是。他早年作为一个热心少年，参加革命的动机是真诚的，确实有推翻满清的雄心壮志。而当刺杀摄政王未遂被捕关进死牢时，也确实是抱定一死之决心的。但是，如此光辉的“今天”，并不能说明他的明天、后天都会同样光辉。相反，当他和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争权夺利时，私欲上升，以至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背叛革命，背叛了当年的自己，认贼作父，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再说吴佩孚，他在镇压“二七大罢工”时，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说那时的他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头子毫不为过。但是，同样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却拒绝出卖灵魂，保全了晚节。对于如此这般多变的人物，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们既不能因其当年曾是反革命而对其一生予以抹煞，也不能因为他保全了晚节而否认其早年的罪恶。

但是，把汪精卫和吴佩孚两个作对比，我却是有点偏爱吴老先生的。尽管他的一生变来变去（年轻时曾是一个有才学的生员），但变到最后的“盖棺论定”，却是他生命中最色彩的一笔。因为人在青壮年时气很盛，既容易做好事也容易做坏事。做了好事固然受人敬重，即便是做了坏事也易招人原谅。中国人是最讲宽容的，只要以后改弦易辙，弃恶从善，人们还会宽待他。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对吴佩孚有好感。（对和他类似的人也有好感）而年轻做过好事的汪精卫则不同了。固然，在平心对待历史时，我绝不会对他当年的革命行为一笔抹煞，但在感情上是不谅解的。不光是汪精卫，就是其他一些早岁对革命有过大贡献而以后却走向反面甚至反对革命的人，同样是不能接受与原谅的。就说那位名闻中外的林彪罢，我一点也不抹煞他对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也坚决反对一些人说他早年“混进革命阵营”，更对有些人连人家是开国十大元帅之一都不愿承认表示不满。但是，对他这个革命阵营的败类施以同情，却是万万不能的。因为他亵渎了我们这一代人对他曾有过的圣洁感情。

人的一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多变的过程。不到最后辞别他曾走过一匝的这个世界，谁也不好预测明天后天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因此，我十分赞赏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咏史》诗：“赠君一法解狐疑，不用拈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