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彻大悟的《思痛录》

□赵德铭

在中国文艺界，能够在晚年间敢于吐露真言、充满忏悔意识和反思历史的文艺工作者并不多见。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条，恐怕是许多人在临终之前，也没有勇气真正进行自我解剖与自我批判。然而，已年过古稀、半身偏瘫之后的韦君宜，却出乎意料地在病床上写出了一部沉甸甸的《思痛录》。

全书虽然只是写了作者参加革命后在半个世纪中所历经的“抢救运动”、“肃反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扼要片段或事件，但由于全书具有敢于讲真话、勇于剖析自己和深刻反思历史的可贵品质，因而也就不再是一部单纯意义上的回忆录，而是一部由“思”和“痛”孕育而成的可以烛照灵魂的思想史。所谓“思”，是作者写出了诸如“首先得把人当人，然后才谈到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所谓“痛”是读者不时能读到诸如“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以及“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亦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等众多痛思前非的厚重文字。

韦君宜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以“杜鹃啼血”式的无畏精神，写出了大彻大悟的《思痛录》，从而再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以及人格力量。也许她并无意要扮演“敲钟人”的角色，但她的“思”与“痛”本身就足以让人感受到了一个思想者的坚实形象。很显然，也许这就是《思痛录》出版之后，一直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