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导读
近来,关于国企改制问题,由于“周(其仁)郎(咸平)”之争趋于白热化,这是过去十年我国经济学界从未出现过的局面,“周郎”之争在全国70多位著名经济学者的参与下注定将成为中国经济学界一场精彩的“争鸣”,也必将有利于国企改革的进行。从一开始“周郎之争”就不是学术间的讨论,而是不同利益方的激烈交锋——国有产权改革究竟何去何从?从企业界、学术界到民间,究竟谁对这场变革最有话语权?是效率第一?还是公平第一?
国有产权改革何去何从
“挺”与“讨”的较量激辩产生真理
近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对国内几家知名企业的质疑,在张维迎、周其仁开口回应之后,在国内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引起了一系列热烈的争论。郎咸平在演讲中对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不少方面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批评“做大做强”,否定MBO(“管理者收购”),抨击“保姆变主人”,直至提出“国有胜于民营”,完全否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必要。《经济观察报》在8月30日和9月13日分别刊登了张维迎的《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的《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后,再次让这场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媒体和网民也加入讨论,根据某网站的统计,有4万多网民参加的网上调查中,认为郎的文章“一针见血,分析精辟”的超过了90%。而对郎的观点提出疑问和批评的几位国内学者,此后则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责难。非主流经济学家对郎的“挺”和主流经济学家的“讨”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局面。那么,他们到底在争论什么呢?
在中国MBO行吗?
在9月9日的《南方周末》上,历史学家秦晖旗帜鲜明的和郎咸平站在一边,“从常理而言,MBO是在传统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企业理论受到挑战、相信经营者控股、所有权经营权合一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的想法的一种实践。我与郎先生一样反对在中国的条件下搞MBO,但反对或赞成是一回事,MBO本身是什么意思,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不过一般而言,我相信郎先生并没有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分析:“国有资产退出”的产权改革适时启动了,企业开始搞“两个置换”(资产由国有“置换”为私有,职工由“全民身份”“置换”为自由雇员)。但是问题来了:企业效益既然改善,在产权市场上它的资产价值自然上升。按照产权改革应当促进“经营者持大股,经营者中又提倡法定代表人持大股”的原则,当时是想搞MBO(经理买断制)的。可是无论按市场竞价还是搞资产评估,这企业都太贵,“M(经理,manager)难以BO(买断,buyout)”,“置换”有困难。而且按理说,企业效益改善资本增值,证明经理是“能人”有功,现在反而让他出高价,那反不如“穷庙富方丈”先把企业搞垮以便贱价买进然后再妙手回春了,这岂不是奖庸惩能、奖贪惩廉吗?好了,这时据说有精神:企业改革应当“就业优先”。只要新企业主允诺不减员,“置换”价格好商量。于是该企业以很低的内部价成功“置换”给了其原负责人,而且是采取以未来股权红利逐年抵扣的办法来支付这一“购买”。于是一位官员就这样在没有竞价对手也不作任何现实支付的情况下“空手套白狼”,成了这个盈利企业的老板。
张维迎此前在媒体上说:我曾经说,我非常佩服这些搞得好的国有企业的经理人。为什么?因为他有责任心。如果是在私营企业当经理人,你搞不好就完蛋了,但是好多国有企业你搞不好也不完蛋。那么你为什么要搞好国有企业?所以这些人是非常令人尊重的。一个健康的社会要有一个导向,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以后就不会有人愿意为社会贡献,这对整个社会是一个损害。这正是我们要改革的原因。至于说该给多少股份,谁拿股份,这是第二个问题。同样周放生在9月20日的《经济观察报》上说,“这里所说的管理层和员工持股,与国际通行的MB0不是一个概念”。西方的MB0是企业进行重整或反收购的一种特殊方式,而在中国,MB0更重要的是它的激励作用和制度变革意义。作为一种产权制度改革探索,中国的MB0是经营者持股的深化和发展。
国有资产流失了吗?
对于这一点,郎的演说早已非常肯定地说“国资不是唐僧肉”。郎的这个结论是通过对海尔、格林科尔等企业改制或资本运作过程的个案研究中得出的。张维迎教授在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时说: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肯定是有的。但总体上我的判断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这种改革当中获得好处。一个企业的效率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如果在原来国有的条件下生存不下去了,市场份额不断缩小,而卖给民营企业,它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营业额不断增长的话,国家的税收不断增加,你怎么能说国企民营化之后没有效率呢?怎么能说这种改革不对呢?国有资产的流失肯定是有的,私人的资产也同样会有受损失的时候,关键是你要看到这些年国有企业的改制给整个社会财富、社会价值的增加带来的好处,这些整体性的好处是远远大于它流失掉的那部分损失的,这些损失往往是你为了总财富的增加而不得不付出的成本。而确实有一部分人就是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来反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这已经造成我们的改革好几次的反复和起伏了。不能因为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就终止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像一个企业不能因为有的销售人员吃回扣就停止销售产品一样。而且我们有必要搞清楚,改革的过程就是怎样把寻租的行动变为创造价值的行动。我们不改革,寻租的机会更多,国有资产流失会更严重。改革恰恰是为了改掉寻租机会。离开社会总财富的变化,纠缠于分配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孙立平在他的文章中说:即使郎的反对者也大多承认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
国企改革是否还要进行?
郎的观点是: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他的支持者也同栏说,必须停止MBO这种国企改革方式,甚至必须要改变民营化的国企改革方向。张维迎则回应:这些教授打着学术自由,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在不遗余力的否定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定我们的企业家队伍,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周其仁说:传统公有制不改,资产被攫取的花样百出,最后的命运就是被攫取干净。只有改制彻底,攫取活动才最终失去土壤。因此我认为,叫停改制的战略,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方针,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
周放生在9月20日的《经济观察报》的观点是:不管怎样,国企改制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绝不能成为否定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改革的理由。在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发生之时,我们应该做的是,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制定国企股权转让的规则,防止内部人和外部人利用各种手段寻租、投机,而不是泼脏水连孩子一起都泼出去。很明显,因噎废食不仅会葬送整个国有企业的前途,而且会把中国的国有经济改革引入歧途。需要说明的是,产权制度改革不是国企改革的惟一内容。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表示:在中小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一些地方操作过急,加之缺乏规范,确实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这是当时国资监管机构还没有成立,而且缺乏规范所致,但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国资委新闻处处长金思宇在接受北京娱乐信报采访时称,“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是国务院等有关部门制定下来的,而且正在执行,肯定不会停下来。”
由朗咸平教授引发的这场争论应该说是件好事,虽然其中颇多火药味,但多方人士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对推动我国的国企改革是有利的。可以让人们清醒地看待、认真地对待国企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寻求更好的解决途径。 (张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