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提“反腐行廉”

“反腐倡廉”的口号，公开提出也有些年头了，而现在依然当令，可见斗争尚未有穷期，亦见腐败对我们事业的为害之烈。

中国大矣，惟其大，腐败的长期肆虐，造成的创痛就愈加深重，国人切齿痛恨，于无声处便有了惊雷：“反对腐败”！

此征伐口号切中了时弊，义正辞严，但它却是姗姗来迟的。十几年前，腐败已经丛生，殃民而祸国，可不知为什么所忌讳的缘故，大家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直说不能，否认又不可，便只好吞吞吐吐，而措辞曰：“行业不正之风”，“以权谋私”。当时对前者是要“纠正”，对后者是要“反对”，可实际情况呢，“纠正”未能奏大效，“反对”也实在有些荒腔走板，腐败不但未能得到遏制，反而更加凶虐。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他们祭起了权力的法宝，布以诡谲，施以机巧，于是见了贪婪，见了疯狂，见了饿眼绿光，见了甘冒杀头危险的暴敛。腐败，腐败，直搅得人神共愤，天地不容。得到后来，此愤怒之声愈见激烈，“反腐”的提法方千呼万唤始出来。再后来呢，哀吏治之不整，叹世风之浮躁，又加进了希望廉洁的内容，变成了流传于今的口号：“反腐倡廉”。“反腐”与“倡廉”并提，既见了切切民意，又见了事情的严峻。其实倡廉是随反腐而生的。没有腐败的肆虐，哪会有对廉洁的张扬；没有腐败的猖獗，哪会有对廉洁的企盼！所以提出“倡廉”来，真是用心良苦：要当权的廉洁奉公，清修自守，“廉者，民之表也”。

这样一来，该口号就全面了。反对腐败，国人同仇敌忾，倡导廉政，国人自然也衷心称赏，“反腐倡廉”，归根结底，还是要求吏治以廉为本。

然而此“本”如何达到，是来铁的手腕，必须实行，还是行君子风，希望实行。这两者既有严格之别，结果自会有高下之分，即如有则联语所道：“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仔细体味，有味存焉。对于廉政之事，下一“倡”字，固无不可，然而给人的印象，倡者，倡导也，提倡也，希望其自重自律，这能有多大的约束力？约束力不大，如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我们常常看见，倡导任你倡导，恶行他自为之，尽管时下还见了设立廉政账号，让当权者的家人促廉，退休时未发现不廉者重奖云云，还是难济于事，官家望他有政声，廉洁于他风马牛，谁能奈何？将廉政的希望寄托在“自律”上，这和我们通行的“自我监督”一样，实在有些靠不住。所谓的“自律”云云，在不少时候只是徒有虚名而已，要其自律，大抵就等于放任自流。就整饬吏治而言，没有了令行禁止的手段，挽回颓波已属艰难，而仅凭精神作用就可改变官场风气，树以高标，恐怕也不现实。可见少了制约，“倡”字便顿见疲软，如其不然，何以倡廉倡了这么多年，而收效并未见巨大呢？

相形之下，倘下硬茬，教育在前，制度纪律随之，也就是易“倡”为“行”，情况便会大不同。“行”者，实行也，它有约束、强制之义，规矩既立，不得越轨。“行”者开道，督行者随之，就象香港的廉政公署，敢于采取强硬手段，以求官场廉洁为务，铁面无私，故大有威慑之力，使不廉者畏惧，欲贪者束手，腐败者无可逃遁。行廉，行廉，有此一义，万物皆备于我；下此一义，泰山不移！治国之要在于吏治，吏治之要在于廉洁，而廉洁之途在于“行”，要使官场廉洁，“行”字万不可废。

大凡世上之事，谋乎其上，仅得其中，谋乎其中，所得于下。要有达到目的之“得”，就非有高标准的筹谋不可。整饬吏治，清正廉明，去“行”则别无他途。

必也正名乎，应提“反腐行廉”！

□杨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