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人养1名官员”的困局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自己做了一个统计：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26：1，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

26个人养一个官员的概念

26个人养一个官员的概念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是非常直观。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目前吃财政饭的人数。据统计，这一数字已经高达4572万人；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

事实上，不仅仅这些人吃财政饭，像许多行业协会的人也大都是从各个部委退下来的，他们同样需要老百姓来养活。拿聘用进来的人跟他们比，一般来说，退下来的人基本上不干活，但拿的钱却很多。

在这些吃财政饭的官员里面，有官员级别的人又占了相当的数量，形成了国家机关“多数人指挥少数人干活”的现象。

越是贫穷，官员越多

在官员人数不断增多的中国，越是落后的地区官员的比例占得越高。

一位河南的农村干部曾经对记者说，在穷地方，所有的人都一心想要挤入官员的队伍，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只有官员才能活得既轻松，还有钱拿，最重要的是，官员特威风。

任玉岭委员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痛心疾首：“我们一个30万人的小县，财政供养人数高达1万多人，通过乱收费供养人数5000多人。到了乡里，除了中央政府的外交部、国防部等少数部门没有对口单位外，其余的是应有尽有。”

财政告急

随着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税的到来，许多县级财政已经破产。一方面是财政要养的人太多，另一方面则是原来的许多收入因为农业税的取消而消失。

官位多不仅造成机构臃肿，还造成很多该放的权放不下，该管的无人管，而且官多了消费就多。据报道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级领导干部消费了；加上升官快、升官易的导向也给社会带来了较大影响，跑官、买官、卖官现象不时发生，带来了腐败。

事实上，乡镇一级财政破产早已经不是新鲜事。调查表明，中国的县一级政府已经破产者甚多。据有关专家估计，中国乡政府债务已突破1万亿元。而据财政部有关人士透露，目前财政部认可的数额是4000多亿元。

官民比例必须保持在一定数量之下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每个王朝的官民比例总是在不断加大。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央机构设置的增加。由于历史上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加强，中央机构也在不断增加和改革。从秦汉时期的三公制度，到隋唐时代的三省六部制度，再到明清时代又增加了内阁、军机处这样的中央枢密部门，机构逐渐增加使得中央机构越来越庞大。而除了工作任务划分越来越细之外，中央集权体制下对于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也推动了新部门的设立和发展，增加了用人总数。

其次是中央对地方关系的变化。如果说汉代的郡国还残留着分封制的痕迹，那么实现郡县制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是在越来越加强，采取的方式又有两种：一种是将郡县权力划分得越来越小，以减少其权力；另一种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直属部门官员越来越多。

第三是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商业的出现和发展，使得管理方式出现了新的迹象。

另一方面，公共事业的出现，也使得官员数量有了增加的可能。比如对于商业的管理，汉代基本上不设专门的地方管理部门，而到了宋代市舶司的出现，已经专业管理对外贸易了，内贸和外贸出现了区分。仅此一项，就导致了大量的专业管理官吏的出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专业官员、城镇公共事务服务官员的数量增加，也使得官民比例增高。

总体上说，即便维持庞大的中央集权机构，官员和平民比例也必须保持在一定的数量以下。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经谈及中央和地方的政府设置，他总体的看法是：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一项制度的创立和消失都不是偶然的，必有种种人事需要和时代性。中国历史中官民比例的变化，也是这样的。

鉴往知今，这些历史数字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和行政管理来说，仍然有着十分特别的警示和参考价值。　（据《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