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排挤好官还能复出么

·王力·

湖北省原监利县委书记杜在新最近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据法院审理查明，杜在新在2000年11月至2004年4月任中共监利县委书记、监利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滥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仅受贿的人民币就达48万余元，此外，还有港币、美金及电脑、名表等物。

杜在新，只是被推倒的监利官场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位，该县广电局原局长苏兆新行贿案被查办后，人们惊异地发现，由此牵出的一系列案件中，除了少数几个没有接受贿赂以外，监利县委的主要领导几乎人人都“榜上有名”，包括杜在新的前任——原监利县委书记杨道洲。

古人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腐败现象是党和人民的心头之恨，一切腐败分子也必然以损民始，害己终。但在万分感慨之中，我还想起了一个远去的背影——监利县原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这位曾在上书总理的一封信中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声音而被誉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在上述腐败分子落马之后，会柳暗花明，得到应有的公正待遇吗？

尽管李昌平去职时声称是“自愿”的，但众所周知，李昌平是被腐败分子逼走的。他向总理“为民请命”后，由此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急风骤雨式的农村改革，处处受到百姓英雄般的欢迎和尊敬，且高票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度新闻人物，但在监利，在以杨道洲、杜在新前后两任县委书记为代表的腐败了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共同努力”下，李昌平不仅天天受到盯梢，见了哪里的记者，去了什么地方，要被人向上汇报，而且当地检察院也“奉命”出面，紧锣密鼓地调查他在过去工作乡镇中的经济问题。

在不得不提出“自愿辞职”、从此将漂泊南北的那一天，李昌平独自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禁不住放声大哭，为内心的痛苦、忧伤、孤独和悲凉。正如他后来所说：“在现实中，利害高于是非，似乎永远是主流，把个人的利害、少数人的利害置于集体的利害、民众的利害之上似乎也是主流，官场盛行如此价值取向，社会还有什么标准、准则可言呢？”

不难想像，当体制内的法权被铺张、异化、运转成某些人的私权，用来党同伐异、牟取私利时，官场中仍坚守良心的清流，只能面对排斥和陷害，甚至被彻底地边缘化。但是，任何对前景充满希望的中国人都不愿看到悲剧结局。当今天，正义的力量最终撕破了局部恶势力的防护网，赢得胜利之后，我们急切想看到的是，那些因滚石上山而备受打压的勇士们能否映进当政者的眼帘，受到公正的认可？那些最实干、最富有牺牲精神和献身精神的好官们，能否获得特别的关怀，重新回到党和人民最需要他们的岗位上？

呼唤好官们“复出”，尽可能减少他们为讲真话、干实事付出的惨痛成本，不再让“高尚成为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既是对官场中“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规则的一种公开挑战，也是避免体制的合理性再次受到伤害的一种修复手段。

不可否认，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无论是改革者还是被改革者，总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吕日周也说过：“既然愿意往前走，就理应承担这种风险。”但改革之“革”，绝不能把讲真话、做实事的干部先给“革”掉，更不能把被称为“中国发展的中坚”和“中国希望所在”的干部先排挤出局。如果在改革的过程中，率先“牺牲”的总是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赢得民众强大声援和道义支持的干部，那么，我们在用什么方式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社会公平和正义又该从何处体现？

改革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用人是一面旗帜，重用什么样的人，就会成长什么样的人。在群众的心目中，领导干部的分量轻重，不在职位高低，在于官德和人品，只有好的官德和人品，才是形象和权威的基础，才是凝聚力、号召力的重要内因。若是我们的改革进行到今天，仍不能深化到看品德、看能力、看民意、看形象，将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仍不能深化到让好官干得下去、留得下来，建立一个以刚性制度保障好官获得仕途上安全的一个吏治机制，那么，各种消积腐败现象的气焰就会见长，好官的生存与发展就会更加艰难，社会不公就会继续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