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社会公平任重道远

□邵道生

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平”是“大锅饭式的公平”，它决不允许“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否则就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就会受到指责，受到批判，因而整个社会缺乏活力，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压抑。在这种背景下讲“效率”、讲发展亦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潜量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具有“激活功能”。

但是，讲“效率优先”，决不是不要“公平”，更不是将“公平”弃之一边。然而，我们的社会有时候还是容易出偏差、走极端，在一些地方、部门、领域就变成了只要“效率”不要“公平”，哪儿还有什么“兼顾”两字？“公平”完全被抛到了一边，而且打的都是“改革开放”的旗号。想一想，从上世纪对中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几种“发展类型”，如农村发生的大规模圈地运动、工业领域发生的一卖了之的所谓改制运动、城市发生的大规模拆迁改造运动等等来看，“效率”被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能看到“公平”被“兼顾”了吗？所看到的是群众的利益被无情地侵吞了。

“效率”和“公平”关系严重失调、失控的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因“贫富差距”而导致的“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显性化了。据一些专家的研究，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而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中国是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2003年，中国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1：1，到2004年，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5：1，不但城乡差距拉大，城市里的贫富差距也在继续拉大。

这个结果说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里。

统一认识是关键。并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能清楚认识到“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必要性，而一些前卫的理论家亦是用“代价论”来轻描淡写地将严峻的“两极分化”态势视作为“社会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所以，不扭转错误思想，“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就是一种空想。

正视矛盾是基础。我们必须正视因“社会不公平”而积累的社会矛盾，必须正视它的严重性、危害性，不能“大而化小，小而化无”。更不能熟视无睹，必须看到在一些地方、部门、领域，部分领导为了所谓的政绩，为了官帽，将本地方、本部门、本领域存在的严重的不公平问题掩藏了起来，有的甚至采用高压手段激化矛盾。所以，不解决一些地方、部门、领域领导的错误态度，“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就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

屁股坐正是根本。应该说，中央的政策本是公正的，然而都被“歪嘴的和尚”将“经”念歪了，搞偏了。什么原因？主要是有些领导的屁股坐歪了，不是坐在广大人民一边，而是坐到少数人有钱人一边，不是坐到穷人一边，而是坐到富人一边。更为“厉害”的是有的领导与少数心术不正的有钱人结成了“利益同盟”，一齐起来对付无权无势的人民群众，打碎他们的饭碗，夺他们的地，拆他们的屋，还不让他们“讲话”……所以，不解决领导干部的屁股是不是坐歪的问题，“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则是一种乌托邦。

“获利回吐”是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公平”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了，有的“历史问题”还很严重，影响到一大片人。怎么解决这个“历史问题”？怎样将过去的不公正变成现在的公正？我想，对这个“历史问题”不能一笔勾销，让“非法获利者”来一个“获利回吐”。当然，“非法获利者”是决不会自动地“获利回吐”的，就得靠法律，就得靠党的政策，就得靠反腐败。所以，若是离开了法律、党的政策、反腐败来解决这个“历史上的不公正”，“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就只能是一句虚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