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的竞技教育何以必须终结

（上接一版）这不是一幅中国教育出路的缩影吗？是的，有点像。他之要求大口出路与多口出路，简直是和南门走路的人的心理一样。但是也有一点儿不同，南京南门之拥挤只是几小时的痛苦，等到乡下人出了城，城里人进了城，各人回家与妻子儿女吃晚饭，便好像没有这回事了。如果您想一想，那从南门进出的人们不是几千人，而是继长增高、源源不绝的来到这个惟一的小洞里要求通过，您便可以得到中国教育出路的一个比较正确的影子。您别想他们当天晚上能够舒舒服服的在家里和家人团圆。也许有几位飞腿，可以赶上前回家去过舒服生活，或是跑到城楼上去呼吸新鲜空气，看底下蚂蚁式的人群自相蹂躏。但这必定是极少数。大多数的人，必是拥挤在那儿求活不能，求死不得。（《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1931年9月《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3期）

拥堵的成因很清楚，无非在人山人海竟只有惟一的小洞可以通过。解决的根本办法，则只能是教育开放，以教育开放来尽可能地拓展“大口出路与多口出路”，尽可能地丰富可供选择的人生路向。这是人性的本质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正如民办教育家任靖玺先生指出的：“谁是就业的主导者，谁就应该是教育的主导者”。现在既然是企业、是社会在主导就业，教育权力之回归企业、回归社会，由企业、由社会来主导教育标准的制定，来主导整个教育过程，使教育充分满足企业和社会的需要，也就是理所当然，无可争辩。教育垄断、教育的高度集权体制和高度计划体制则与此南辕北辙正是教育垄断、教育的高度集权体制和高度计划体制人为地制造了受教育者人生路向的单一，从而人为地制造了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的局面，人为地制造了竞技教育的沃土，人为地制造了教育领域的寻租空间，人为地制造了教育领域的不公平和教育领域的腐败。

教育垄断、教育的高度集权体制和高度计划体制构成中国教育的总病根。因此，欲突破竞技教育的藩篱而置教育垄断、教育的高度集权体制和高度计划体制于不问，将是不可设想的。必须教育开放，必须教育权回归企业、回归社会，才可能实现教育的差异化和特质化，才可能实现人的发展的差异性和特质性，才可能做到条条道路通罗马。也只有在多元竞争、条条道路通罗马的生态中，教育行业的暴利倾向才可能得到有效遏止，人们为教育所付出的经济牺牲尤其是生命磨损才可能减至最小而获益才可能趋于最大，让孩子们自己创造出天堂来这个跨世纪的梦想，也才可以期待。

□笑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