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在利益格局下迷失

越位与缺位

“黄河断流，海燕折翅，如意不如意”，这是对陕西曾红火一时的家电行业的评价。三家家电企业在发展的最好时期，曾提出组建集团的设想，但就如何进行利益分配等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导致失败。

据了解，当时黄河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家电类第一批免检企业，但在运转出现问题后，广东康佳、科龙都有意来收购，协议都要签了，结果受到阻止。原因是某些高层领导决定让陕西长岭来收购，结果怎么样？黄河没救活，长岭也被拖垮。而名噪一时的黄河彩电已经在家电市场中完全消失。这一教训使陕西在家电业原有的优势丧失，受损的是国家、企业和职工。

正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蝴蝶”手表也被时代和社会淡忘了，昔日名噪一时的“蝴蝶”如今再也扇动不起美丽的翅膀。

西安“蝴蝶”手表厂是1969年原轻工部在陕投资兴建的国有全资企业，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在册职工2481人，其中专业科技人员500余人，离退休职工736人，企业有专业机械加工设备200多台套，曾为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上缴利税五个多亿，多次被评为西安和陕西省名牌产品，一度是西安和陕西人的骄傲。但由于其产品老旧、管理落后、国企体制弊端、政府行政干预等多方面原因，1997年机械表生产线正式宣告停产。根据该厂1999年底的财务报表，西安蝴蝶手表厂企业总资产为1.5064亿元，总负债1.94169亿元，资产负债率124.4%，累计亏损1.0558亿元，严重资不抵债，运转困难，多数职工下岗。

企业兴盛时，政府各部门争先恐后往里挤，四处插手，直到将这家企业“吃”死，这里就变成被遗忘的角落，想找政府却找不着门。

尴尬的工会

2004年，改制企业宝鸡北方照明集团公司近两千名职工为了解决欠薪、“三金”、上岗等问题，在公司工会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到市政府进行了集体上访。

据了解，造成工会未能履行“第一知情人、第一报告人”的原因，一是工会组织早在此前一年便被合并到公司的党群部；二是工会工作人员由原来的11人裁减到2人，且不专职从事工会工作；三是工会多年没有经费，正常工作难开展，失去了吸引力，职工有事不找工会，有情况也不向工会报告。

这就是陕西改制企业工会地位的缩影。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工会地位和职能的弱化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一是企业不建立工会。“老板们”认为企业是自己的，工人凭什么参加管理，一切由老板说了算，老板说的话就是企业的规章制度。这种意识存在于不少人的头脑之中，其中包括一部分基层党政领导和主管部门，在抓经济工作中，将民主管理甩在一边。改制企业的“老板”往往就是原国有、集体企业的管理者，改制前他们能够按照规定成立工会、建立职代会，企业一些重大决策和涉及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都能够通过民主程序确定，而企业一旦改制成为私营或股份制公司，他们主观上开始抵制在企业建立工会和职代会。

二是改制后的工会不能很好地发挥维护的职能。有的企业改制后虽然成立了工会，却不重视工会工作，仅仅是为了应付有关部门。企业涉及重大经营决策和职工切身利益的工资、福利等一些重大问题，企业所有者根本不征求工会的意见，他们认为企业已经姓“私”不姓“公”，如何经营、给职工什么待遇，应该由老板自己决定，无需征求工会的意见。而工会有意见也不敢提，因为他们本身也是受雇于老板。

三是企业改制后虽然成立了工会，但在经营管理上实行的是家族式管理。工会主席是由“老板”的近亲或股东兼任，我们称之为“二老板”。而工会主席是职工的代言人，职工利益的代表者，“二老板”的身份和地位与老板基本相同，属于资方，一旦发生劳资纠纷，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不可能很好地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

工人的困境

生病就医、子女入学，沉重的压力使陕西产业工人陷入了困境，30万下岗工人更是沦为特困阶层。造成今天这种境况的原因也许很多，但综观国企改制发生的各种纠纷，绝大多数都是企业职工和政府主管部门及企业经营者之间的矛盾。原因很简单，企业改制的主动权主要掌握在政府主管部门及企业经营者手中，改制的决策和方案的执行也都由他们具体操作，职工明显处在“弱势地位”。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许多职工并不是对国企改革不理解，而是职工认为国有资产流失，改制产生的违规和腐败得不到查处，自身利益遭到侵害得不到保护，尤其不满改革成本过多向他们转移。

据西安新华橡胶总厂情况汇报，从1996年至1999年，共欠发职工工资300.3282万元；1996年至1998年，三年内共欠社会保险机构职工三金201.17万元；从1995年至现在，职工的疾病医疗费用无法解决，按每年70万元计算，共计近800万元。有的职工已死亡多年，医药费仍拖欠着。四百多名职工与企业已解除了劳动合同，但他们的医疗费还被拖欠着；1994年至今，职工的住房公积金企业应缴部分分文未缴。

因为6年前的那次改制，陕西西安恒利变压器有限公司的684名职工在未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就成了外商独资企业的职工。然而，这一身份并没能给他们带来好运，在企业停产近3年的时间里，他们没有生活费，没有下岗证，国家对国企职工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也与他们无缘。

目前该厂除200多名退休职工从社保局领取养老金，其余400多人因为是外商独资企业的在职职工，除了二三十户被纳入“低保”的职工，其余的都不能享受国家给予国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为了生存，有些女职工只能天天出门打零工，或做枕头鞋垫之类沿街叫卖。根据统计报表，1995～1998年原企业的在职职工工资总额年均都在130万元左右，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在县域国有企业中名列前茅。企业兼并后，1999年企业年职工工资总额为200万元，2001年由于生产极不正常，职工工资大幅度降低，绝大多数职工只享受了月90元的生活费，2002年1月后，由于企业全面停产，职工工资、生活费全部停发至今。职工养老统筹自兼并后至今未缴（除法院强制执行部分）。

本报记者　刘公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