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传里的胡愈之

·柯喜堂·

最近从旧书摊购得一册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的《胡愈之画传》。该书原订价42元，现仅以2元出售。我反倒暗暗有点悲哀：不是为愈之先生，是为时下这个浮躁堕落的书市。

愈之先生生前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和民盟中央代主席等国家或民主党派的领导职务。不过他的名字更多或更响地是与我国新闻出版史上的许多美谈佳话相联系。历史上众多老牌名刊（如《东方杂志》、《中学生》、《生活》同刊等），都留有他的不可磨灭的身影。这位人民共和国首任出版总署署长，还是1949年6月16日创刊的《光明日报》第一任总编辑。同年10月，他又筹划出版了《新华月报》。我并不研究新闻出版史，购买此书，除了对这位中国知识界的“巨人”（夏衍语）的敬仰，还在于这有以“图说”为主的书中，有许多弥足珍贵或难得一睹的历史图片。

如创刊于光绪十三年（1904年）的《东方杂志》，可谓闻名久矣，却一直无缘识得真面目。在本书我翻出这本杂志创刊号的封面照片：一条像征东方觉醒的巨龙，昂首怒飞于封面右上角，直贯左下方的如虹鼻息，喷出“东方杂志”刊名。而占据封面中央的大海红日和右下方的地球仪，想必代表了编者放眼全球，评说当今世界的办刊意图吧。愈之先生1977年担任《东方杂志》编辑，撰写了大量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五四”运动后，他不仅为推动新文化运动不懈努力，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亦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和骨气。1927年，“四·一二”政变，当晚愈之先生写下一篇掷地有金石声的檄文，痛斥国民党“率兽食人”的屠杀政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他与郑振铎等7人联名寄给国民党中央委员蔡元培、吴稚晖等的抗议信。据夏衍回忆，抗战初期周恩来曾和他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愈之先生因为是抗议信的起草人，亦被迫离开《东方杂志》，逃亡法国。

上世纪三十年代传为上海文坛一桩美谈的，是他受任《东方杂志》主编后，于1932年10月1日策划刊出的一则“新年的梦想”征文启事。征文得到读者的积极响应。在如期出刊的1933年“新年特大号”上，刊出了邹韬奋、杨杏佛、丰子恺等学者名流的征文或漫画。这些诉说对未来中国梦想的征文或漫画，除表达了当时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建国大纲”，亦宣泄了人们对现实的失望、愤懑和不满情绪。鲁迅没有参加征文，但在他的《听说梦》一文中写下了“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这段著名文字。斯语，尽管对这次“说梦”征文不无微词，但窃以为先生刀笔主要指刺的，还是“不自由”社会现实吧。

说到鲁迅，不能不谈到愈之先生的一大历史贡献，那就是鲁迅逝世后，由他主持的复社出版的20卷本的《鲁迅全集》。这套全集从文稿的整理、编辑、出版以及书籍的推销，每一环节都凝结着愈之先生的辛勤劳动。当时最大的难题是缺乏出版经费。为了募集资金，愈之先生想出发行预售券（精装本）的好办法，征得宋庆龄、蔡元培诸先生同意后，他和巴金，茅盾、陶行知、王纪元等分头负责香港、南洋、美国以及国内一些地区的预售券推销，很快就筹集到了三四万元资金，使《鲁迅全集》得以顺利问世。此前，愈之先生还组织人力在一个多月内翻译出刚刚在美国出版的斯诺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并以复社名义出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国统区也是最先连载于愈之先生创办并主持的《每日译报》……这些历史贡献和功绩，愈之先生生前既“不居功”，亦“不乐道”，但举凡研究中国新闻出版史者，谁又能绕过这位“巨人”？更不用说先生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令人仰止的伟大人格了。如是，我是得好好保存这本画传，以时时滋养吾之精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