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毛泽东的诗词唱和

诗人情怀，领袖抱负

郭沫若与毛泽东的友谊的直接契机，来源于两人的共同爱好——诗词。

上世纪50年代末，面对举国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的诗人气质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的诗词，并首肯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这对文艺界、特别是对郭沫若的触动很大。郭沫若坦陈：从那以后，自己也敢于承认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他与毛泽东互相唱和，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留下了不少佳篇。

1、诗词唱和始于上世纪40年代

其实，郭沫若以诗词等载体，与毛泽东的沟通早就开始了。远的，如上世纪40年代的和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近的，如在1955年岁末，郭沫若曾率中国科学院考察团访问日本，期间写了《访日杂咏》10首古体诗，郭沫若将《箱根即景》等7首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将郭诗转给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指示在《北京日报》发表，并嘱咐将郭诗中的草书改为楷书，以免出错。再近的，如1957年，毛泽东18首诗词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不久，郭沫若就写了《试和毛主席韵》，作《念奴娇·小汤山》、《浪淘沙·看溜冰》、《水调歌头·归途》，和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

在毛泽东诗词以及肯定“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信发表之后，郭沫若在1958年7月《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意图，就是以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为例，表达对毛泽东的敬仰。郭沫若在文中说：

不用说这里丝毫也没有旧式词人的那种靡靡之音，而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却步。这里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的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非常自然生动、深刻动人。这真可以说是古今的绝唱。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

在此之前，郭沫若还通过各种信息渠道，畅谈对毛泽东诗词的深刻体会，向外界传达了自己对毛泽东诗词的热爱。当然，通过这种文艺切磋的方式，郭沫若理所当然地从此担当了毛泽东诗词的权威解诗人。

2、金猴奋起千钧棒

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了浙江省绍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出地方戏引发了郭沫若的诗兴和政治冲动，于10月25日夜，写下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并在1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看到后，于11月17日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从最初的意识形态分歧，发展到公开论战；再从公开论战，一直发展到政治、军事的全面对抗，直到80年代末中苏关系才缓和。围绕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战略策略问题，中苏关系已经由两党之争，上升为两国之争。

特别是1960年7月16日，苏联突然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不但使当时步履维艰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更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所以，当1963年苏共中央为缓和中苏关系，致信中共中央，提出重派专家时，中共中央在次年2月的复信中，愤怒地指出：“在中国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现在你们又提出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坦白地说，中国人民信不过你们。”

因此，从那时起，举国上下群情激昂，早已开始洋溢着对苏联背信弃义的愤怒，酝酿着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怒火。1961年底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发表的直接政治背景，是1961年10月苏共召开的二十二大。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前，苏联人空前激烈地谴责斯大林，猛烈攻击和中共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并号召推翻阿共领袖霍查。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当场予以严厉批评与驳斥，并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苏共此番有预谋的举措，无异于在中苏关系上火上浇油。

郭沫若这首《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显然有感于时事政治风云，从这出地方戏中，生发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政治义愤，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典故，隐喻修正主义的可恶、可恨。

如果说郭诗大有文章，那么毛泽东的和诗，就更是非同寻常了。

郭沫若写完《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送交发表的同时呈送了毛泽东，随后就南下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游访，约两月有余。郭沫若最早看到毛泽东的和诗，据他自己说，是在1962年1月6日的广州，由康生抄录见示的。郭沫若见到毛泽东和诗的当天，立马写了一首和诗，1月8日由康生转呈毛泽东：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金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