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援助弱者的“程序”通道

·周荣光·

乾县一名17岁的高中生师某，为筹学费进城打工，却数遭拖薪并讨要无果，激愤之余将欠薪老板刺死。读罢报纸，不由人扼腕慨叹。

杀人者须惩处，本无需议论。但细思这一悲剧全过程，内中却有一个情节颇值注意：师某在数次讨薪无果时，曾向当地政府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这说明师某还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还是一个想要按规矩办事的人。不应否认，这是师某期望“依法诉求”的体现。

然而，悲剧恰恰“悲”在这里：他的投诉未被受理，通过合法渠道未能解决问题的现实破灭了“依法诉求”梦。再加上师某一直在感受一种“羞辱”：首次打工十几天，没拿到一分钱；继而在受害人的蒸馍摊打工，但干了28天却领了不到80元；讨薪，又遇到老板比较蛮横，甚至“说僵了，他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这一切都使师某感觉到：整个“社会”都在“欺负我一个穷娃”！大悲之殇，“花17元买了一把刀”，铤而走险。

师某的投诉未被受理，并不能责怪他去投诉的劳动监察部门，因为师某未按规定提供有效合法的身份证件，该部门的做法完全符合相关程序要求。不过，恰恰就是这一“程序”，却被公安局一位刑侦专家认为：“可能是诱导师某酿成悲剧的重要原因。”

无须讳言，师某和许多农民工一样，实际是一个几乎没有社会博弈能力的弱者。他所采取的这种极端行为，同时也折射出行政机制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障碍性问题。我们正在构建和谐社会。面对师某这样一些弱者，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建立一条援助他们的“程序”式的特殊通道，站在弱者的处境上去换位思考，热忱地帮助他们摆脱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