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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06年12月22日

陕西工人报北国周末-头版 生命在呼与吸中痛苦挣扎 集体决定不是“避风港” 广告 长篇小说遭到肆意狂盗女作家用法律惩罚侵权 教授嫖娼当场被抓痛哭求情 天堂里多了一颗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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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周末-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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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呼与吸中痛苦挣扎

旬阳红军乡多名民工命丧尘肺病

贫困的世外桃源

旬阳县红军乡,大概是因为红军长征曾在此活动而得名。这里是典型的秦巴山地,在城里人眼里,这里简直是世外桃源。白鹅在清澈的小河捉鱼,黄牛从静谧的田野悠闲走过;傍晚,青山下的黑瓦屋升起袅袅炊烟,湛蓝的天空挂起一轮明月……

但这世外桃源的景色和气候却掩盖不住经济上的贫困。红军乡155平方公里,辖9个行政村63个村民小组,共3351户12600多人,人均耕地只有0.8亩。地少,又没有其他可经营的东西,贫困是自然而然的。

2005年,全乡人均收入1677元,其中60-70%是劳务输出收入;就是说,如果没有打工的收入,去年人均收入超不过500-600元。这点收入要应付种地、生活等等一切,拮据可想而知。

这种状况决定了绝大部分青壮劳力只能是留媳妇在家,自己外出打工。而旬阳县乃至安康市以及整个陕南地区,都属于山大沟深的农业区,基本没什么像样的工业,外出打工还得往远处走。

红军乡负责人说,全乡外出打工的人超过3000人,平均每户1人,而打工地方主要是山西煤矿、河南灵宝金矿。

噩梦开始的地方

红军乡丰积村村民晏先早是比较早来到河南灵宝一带的金矿的。这里漫山遍野都是金矿洞,连片成带说不清有几百公里,每个矿洞就是一个老板。每个老板下面就是一大帮农民工。没有人能说清楚,河南灵宝有多少个金矿,更没人能搞明白这么多年来究竟有多少农民工在这里进进出出。但是,每个在这里打工的人都会说,这里有钱的老板多,却远远没有得尘肺病和因尘肺病死亡的农民工多。

晏先早先后在西尤金矿、峪尤金矿打工,先打钻,后承包碾子(用碾子把矿石磨成粉)。

记不得有多少年了,晏先早到了金矿就找了个工钱最高的活--打钻,因为活比较重、苦,现在这个活每月能挣1200元-1600元。“就是用矿压机在石头上打1.5米到2.4米深的眼,然后放炸药炸。”晏先早说。

“原先都不知道会得病,没戴口罩;打一个眼大钻5分钟,小钻10分钟,原来不带水干打时,每次打完,对面看不见人,有时吃烟都打不着火,头发、眉毛、浑身上下都是雪白雪白的,鼻子、耳朵堵实,用手一扣,一疙瘩一疙瘩的;打钻是强体力活,鼻子堵实了,只好张大嘴呼吸,不知道吸进了多少石头灰。”

“直到前年有那么多的人得了尘肺病,打钻才开始戴口罩;后来没人敢干打钻了,金矿老板才改成压水打,但灰还是大,听说现在打钻的工钱又涨了;我一看不行,去年改包碾子,工钱少多了,少就少吧,身体要紧。”

“我是前年感到胸闷的,腿软,上不了坡,开始想到是劳伤,后来发现越来越重,就去西安市凤城医院检查,是二期尘肺病,怕得要死,就开始治疗,‘黄金肺宝’吃了一年,花了一万多,开始还能止咳,后来一吃就吐。”

“今年正月、二月,胸疼得很,睡觉时得慢慢躺,快了不行;我一个亲戚,44岁,正月死了,死前不能躺、不能走,只能坐在床上靠着……他死了,两个老人在,小孩在读书,今后不知道咋过。”

“我们那一块(在金矿打工的)有十几个死了,湖北死的最多(指在金矿打工的与红军乡紧邻的湖北陨西湖北口乡的农民),现在还有很多汉中人在灵宝金矿干活,两层口罩是唯一的防护(专家说口罩对预防尘肺病基本无效)。”

今年6月,晏先早与同村同患尘肺病的陈胜进等6人到北戴河准备“洗肺”,不幸中的万幸,他是具备“洗肺”条件4人中的一个。6月17日,成功“洗肺”,第二天,躺在病床上的晏先早明显感到胸不闷了,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捡回了一条命。“以后回家种地,再也不干金矿了。”晏先早坚定地说。

山边那座座新坟

10月17日,陈胜进死了。12月3日,39岁的金明学又死于尘肺病,到目前为止,丰积村已有7名青壮男劳被尘肺病夺去生命。

其余5名死者依次是:李亦贵,男,45岁,2006年死;袁达仁,男,47岁,2006年死;曹刚建,男,48岁,2005年死;徐理清,男,30多岁,2005年死;陈良宝,男,30多岁,2005年死。

或许是死于尘肺病的人太多,或许是没有人来认真统计,没人能说清楚在整个红军乡确切有多少人在呼吸上不来中死亡。

溯红军河而上,山边一座座的新坟还没有长出多少草,新培的裸壤在植被极好的山坡上格外的刺目,新石碴的坟头上还清楚的有着烧纸祭奠的痕迹。

死,也许对“生不如死”的晚期尘肺病患者是个解脱,然而死者长已矣,却把难题留给了相关的生者。

作为外出打工的青壮劳力,几乎每一个尘肺病死者身后都有3-5个人必须他养活着,他一个人死了,除了给家人以失亲之痛的情感打击,更现实的问题是,这个家的重担实际上硬压在了尚在青壮年的妻子一人肩上,何况这个担子因治病欠债远较正常人家沉重!

“我不能走啊,我放心不下两个孩子啊,你一定要把她们照顾好!”这是今年3月红军村的李亦贵临终对妻子曹刚英撕心裂肺的交代,却实在让38岁的曹刚英不知怎么办。她告诉记者,丈夫的病不仅花光了打工的积蓄,而且拉下了4万多元的债和1万元贷款。现在,14岁的大女儿小学都没毕业就去西安一个砖厂打工,一月挣300多块的血汗钱,如果今年收成好,就让小女儿继续上学,没钱只能辍学。

对那些尘肺病患者及其家人来说,每座新坟的堆起就好像是死神逼近的脚印,重重踏在他们心里。没有人能知道下一个会是谁?下一个不幸是什么时候?会降临哪个家庭?

当地有多少尘肺病患者呢?没人能说清楚。乡上的干部称“不知道”,村民们说“多得很”。

在红军乡的红军、丰积两村回到家的农民工中(大部分还在外),记者请了几个尘肺病患者凭记忆挨家挨户地数,数出确诊为尘肺病的人就有32个!

但在91公里外的旬阳县城,负有职业病检查和监督责任的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人事劳动局劳动执法监察大队,负责人都明白无误地告诉记者:“没有发现尘肺病病例。”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在国家卫生部公布的尘肺病病例数中没有这32个人。

国家不知道这两个偏远的村有这么多尘肺病患者,但尘肺病魔并不会因此减缓它吞噬农民工生命和健康的脚步。在红军村和丰积村,下一座新坟会从哪里堆起呢? (毛浓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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