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究竟需要多大的苦难

病房中的陈建刚、葛庆玲夫妇

对一个社会而言，一个生命的消失渺如尘沙；然而对一个家庭来说，一个生命的缺失却是意味着毁灭。可是，当记者第一次将陈建刚被白血病这个恶魔判“死缓”的消息，告诉一些人希望得到同情时，却听到“这事情太多了，没有人会被打动的，更没有人捐助”的话语。

小伙领到“死刑”判决

2007年3月的西安，气候异常，炽热且沉闷。

记者在医院见到了陈建刚的妻子葛庆玲。她身形削瘦，脸上挂满了憔悴。为了我们的采访不影响到陈建刚的情绪，我们在一处略有阴凉的拐角聊了起来。葛庆玲是一名小学教师，丈夫陈建刚是一名复转军人，现在是大荔县残联劳动服务所所长，他们有一个四岁的儿子，虽然月收入不足一千，日子却过得很幸福。三十出头的陈建刚，一米八二的个头，年轻而俊朗，平时最喜欢打篮球，人们经常在篮球场看到他矫健的身姿。

2006年9月的一天，陈建刚突然开始拉肚子，原本以为只是肠胃不好吃了些治拉肚子的药，并没放在心上，照常工作生活。可一个半月过去了，拉肚子的状况并没有缓解。此时的陈建刚脸色发黄，浑身无力，在县医院检查后发现白细胞异常，医生建议做抽骨髓化验，化验的结果证实陈建刚患了急性白血病。

这对于月收入不足一千元的家庭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这样的诊断书，无疑对陈建刚是“死刑”判决书。葛庆玲懵了，她怎么也不敢相信生性善良，如此热爱生活的丈夫会得这种病。怎么办？治！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挽回丈夫年轻的生命。

曾经助人，如今谁人帮？

配合治疗谈何容易！在医院化疗的每一天对陈建刚来说都是一种折磨。每天早上八点医生开始巡房，紧接着护士来打针，为了能抑制白细胞不断增长，每天要打十多瓶化疗药物。大剂量的化疗药物让陈建刚极不适应，呕吐，不停地呕吐，吃不下东西。可为了保证营养，具备足够的体力继续化疗，必须吃东西，这个复转军人硬是逼着自己一点一点往肚子里咽，吐了继续吃。除此之外最让人发愁的是治疗费，一个疗程28天，每天的费用就要1000多元，几个疗程下来，十几万已经没有了。

大荔县残联的15名同事在得知陈建刚的病情后，纷纷自发捐款凑钱；大荔县刘春林副县长听闻此事后，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了200元钱；省残联一位领导个人也捐款500元，可是这些捐款对整个治疗费用来讲，只是杯水车薪。

有人对陈建刚的家属说，把你的遭遇告诉媒体吧，让媒体帮你呼吁呼吁，发动全社会给你们捐款。陈建刚的家属，试着打了几个媒体的热线，有的说他们记录了，但却没了音讯。有的干脆直接说，现在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媒体也没有办法，让他们直接找当地援助部门，推掉了。面对这样的情景，陈建刚苦笑着说：“曾经给残疾人搞募捐，现在却给自己募捐，不知道谁会捐？”

什么才能打动我们？

记者在采访葛庆玲这个年轻女人时，她的坚强让记者叹服，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她甚至几度露出一丝笑容，直到问起孩子的情况时，她哭了，那种不出声的哭泣更让人难受。临别前葛庆玲提议去病房看看陈建刚，记者有心推辞，因为我们知道，在病房里会出现好几个“陈建刚”。得了这种花钱的病，谁不希望得到社会救助？这对记者来说是一种心理压力。最终我们还是走进了病房，在其他“陈建刚”异样的目光里，我们潦草地进行了采访，便落荒而逃了。

按惯例应该采访主治医生，我们临时取消了。因为，在过去几次相似的采访事件中，记者已深深领教了血液科医生的“冷漠”，也许对他们来说，这并不叫冷漠，只是一种职业习惯，是一种平静。在返程的途中，记者一直在思考：一个生命的死亡，都不能让我们感动，那么，打动我们的，究竟需要多大的苦难？难道遭遇不幸的人太多，就是我们可以不去伸出援助之手的理由吗？

本报记者　邰荣军　周娅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