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想做单纯大学老师

上海书展期间，在结束了众人瞩目的易中天、于丹对话之后，从粉丝堆里被架着出来的于丹接受了《新民周刊》的独家专访。

轻松国学

从4岁接触《论语》开始，于丹一直抱着轻松的心态，“和父母聊天吃饭间，玩着玩着就学到了一些道理，我们那时没人逼着你读这读那，许多东西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吸收的，是一种随性快乐”。

小时候，父亲带着于丹去公园看春日开放的花朵，父亲问她花是死的还是活的，于丹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死的。于是，父亲将于丹举过头顶让她仔细观察，然后又放到地面再行观察，远近高低不同角度看了个遍，于丹发现了自然界的精妙。“‘红杏枝头春意闹’，如果花不是活的，它们怎么可能闹起来呢？”

歪曲文意、误导读者的批评在学术界久未弥散，于丹对此却相当坦然。“批评要明确问题的前提。如果是学术研究，欢迎探讨所谓的硬伤。但是传播，我讲的是心得体会，不必人人都要同意、遵从我的想法。传播和做学问是两回事，这好比是唯用与唯体的区别，传播为用，治学为体，学问不传播又怎能让人知道？我们用浅白的语句让大家都能听懂《论语》、《庄子》、《三国》，让每个个体都能获得启发。”

“我从未说过自己是国学大师，我的学问只是介于国学与传播学之间，我知道如何更好地运用传播学。而我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都只是心得而已，并非学术专著，至于一些专家学者把它当作学术著作来研究批判，我也无权干涉。我只能说，任何人看书读经典都会有感悟，都有表达这种感悟的权利。”

远离喧嚣

对于自己在“百家讲坛”上创造的高收视率，于丹并未像崔永元那般痛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她认为在媒体短缺时代，收视率是个覆盖性指标。现在是媒体泛滥时代，收视率成了惟一可以量化的标准。但收视率高并不一定代表品质。

“现在总觉得高雅的就曲高和寡，通俗的就一定收视大红。‘百家讲坛’不但高雅也不和寡，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案例。它非纯学术，也非纯娱乐，在高雅和通俗之间找到了平衡，它是第三种状态。就传播来说，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怎么做，方式比对象重要。”

面对今时今日长时间暴露于公众聚焦之下的无奈生活，于丹拒绝谈论有关家庭的一切话题。“需要暴露私生活的那是娱乐明星，我不是娱乐圈里的，我是个学者，学者没有这个必要。而且，你暴露得越多，别人对你的误读越厉害！”

“我不爱这种喧嚣，所以我在逐渐减少和外界与媒体的来往，慢慢地淡出。我想做个单纯的大学老师。现在的愿望是尽快逃离媒体关注的漩涡中心，回到学者的身份。”

（陈冰　施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