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脆弱

□文/吴群

十年前，我刚上班不久，有朋友问我：“有病人死在你班上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于是他继续问道：“那你哭了吗？”“我为什么要哭？”看到他的表情，我知道显然这个答案让他失望了，我想在他觉得刚出校门的我至少还没有勇气去适应生命的脆弱，没有胆量去面对无情的死亡，可是我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

十年后，这次我却哭了！26岁，阳光的男孩，重症肌无力，死于呼吸衰竭。

第一次接触这个病人是在夜班，在交接病情之后，同事又特别叮嘱了一句：“他很年轻。”在我的印象里，科室最年轻的患者大多也50岁了，推门进去颇感意外，拿起他的病历越过看护理记录，直接先看首页——1984年。我端着注射器去床边时他体温已经39.5℃，“这个针疼吗？”男孩略带紧张地问。“不疼。”我简单地回答着。“一点都不疼吗？”“嗯，怎么了？”我疑惑这个问题显然应该是小孩子问的，他吸着氧气继续说着：“我的意思是，如果有点疼的话那我先换个造型。”我被他的话逗乐了：“那就先换造型吧，针扎肉里多少还是有点疼的。”当他吃力地翻好身，揭开被子时，我愣了，他的双腿发育只有十来岁孩子的样子，严重挛缩畸形，这个被疾病困扰多年的男孩和他刚才的语气极不相符，我不知道他是何来的幽默。不多久，他的妈妈来护士站对我说：“护士，打扰了，他不肯喝水，怎么劝都不听，麻烦你……一会别说我来叫你了。”几分钟后，我去病房拿起半壶水摇了摇问妈妈：“怎么没水了，那不行，你拿上杯子去护士站接吧。”顺势又把冰袋包好夹到男孩的腋下，开玩笑地对他说：“夹个冰棍，一会烧就退了。”不一会妈妈来护士站说他想用面罩吸氧，能否帮忙把鼻塞那个换下来，再一会妈妈又来说他还是觉得以前的那个好想换回去，接着复测体温，协助翻身……就这样，我每一次出病房没多久，他的妈妈就专程过来对我说：“实在不好意思，谢谢了。”一个夜班不知道去他病房多少次。

休息后再上班时，他已经被移到抢救室了，比前两天明显加重，衰竭、费力地喘息着，痰液却无力咳出，随时有窒息的危险。病房很静，偶尔会听见监护仪器的响声，敏感的我们自然不能放松。在我给他缓慢推药时，坐在床边搂着他的妈妈对我说：“今天你上班了，那晚辛苦了，你坐着慢慢推药，我起来。”不容我说就把凳子挪过来让我坐下，我看着男孩的眼睛直勾勾看着天花板，随着他的急促喘息，轻轻地却一直未停地喊着“妈妈妈妈”，我对妈妈说：“还是你坐这里搂着他。”这时，妈妈的眼里浸满了泪水，坐到床边搂着孩子不停地说“妈妈在”，孩子的头慢慢靠到母亲肩上，这一刻我觉得鼻子酸酸的。不久，孩子的病情更重了，气管插管，能用的仪器几乎都上了。

午夜接班时，他依旧是重点，进病房时，母亲仍旧是那样靠在床边一只手搂着男孩，另一只手轻轻地捋着他的头发，眼泪无声地流着，慢慢地说着：“妈妈在，妈妈在。”那床被子在男孩瘦弱的身体上显得无比厚重，各种仪器把这对母子包围着，偶尔发出的响声显得刺耳无情。把各种管道放置妥当后，母亲冲我点点头，我拍了拍她的肩，此时无语。这一夜，8个小时，很漫长。我也是一遍一遍出入病房，和值班医生一起处理突来的变化。天快亮时，男孩似乎意识到什么，一改往常不停地喊着：“爸爸、爸爸！”妈妈说：“你想爸爸了，好，咱们给爸爸打电话。”电话拨通时，母亲说：“你抓紧过来吧，咱儿子想你了，再把孩子最爱喝的酸奶带过来。”我不知道那杯酸奶此时对男孩有什么意义，可是这一刻，我泪如雨下！

下班后，我路过抢救室时又开始新一轮的抢救了，看了一眼监护仪，各种数字在下降，不忍再看下去。回家却睡不着，想着这几天男孩的母亲，想着她渴求的眼神、无声的眼泪，没有任何语言能形容那种心情，因为我也是母亲。后来听同事说男孩是中午走的，最后一刻神智都是清楚的，当天上班的每一个人都哭了。同事给我说的时候哽咽着，我知道只有母亲能理解这种说不出来的痛。

这是我和母亲的对话：

“阿姨，过来了，事情都办完了？”

“哦，我今天给孩子结账？”

“您也别太难受了，他的病谁也没有办法，您尽心了”

“是啊，都是当妈的”

“您要保重身体，天气冷了”

“谢谢你们，尤其是孩子最后几天，你们都很照顾他，我记在心里，这是阿姨的电话，以后有用得着阿姨的地方，只管说，至少阿姨能跑个腿。”

许久，我看了看电话号码，把它丢了，我知道这是一个伤疤，隐隐作痛却不会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