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社会管理的旧方式

有媒体注意到，自去年9月以来，在8个月时间里，中央高层三次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做出研究部署，密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这显示党和国家对社会管理问题的高度关切，也足以表明建立社会管理新思维、新方式之于社会现实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当下，在每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也即被“闹大”的社会事件背后，都可以看到各种社会情绪相互激荡，各种利益主体或社会力量充满张力，社会情绪的一种紧张感、紧绷感，是能够为人们感受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前相比，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冲突的领域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前较少出现或较少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的矛盾冲突，现在也大量出现。有时候，一些社会个体以激烈对抗的方式，宣泄对个人遭遇的不满，这种因个人原因而发生的冲突，往往会给社会带来震动，更增加了社会情绪的紧张感和不安感。

很多被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背后的问题只是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不论古今中外，社会发展处于何种阶段，利益矛盾和冲突都难以避免，而且因利益引发的矛盾，并非如其他类型的某些矛盾，是可以通过谈判、协商等和平理性方式解决的，一个社会应该有这样的日常机制制度。

“等闹大了再被动应对”的情况则表明，许多时候，一些地方基层是以事态发展的程度或事件影响的大小，来决定解决的方式和力度。这样的处理方式，很难说是社会管理的正常状态。应该看到，如果社会情绪有正常的疏导渠道，正常的利益矛盾解决机制真实且持续发挥作用，一些问题并不至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其反映的是正常机制制度的乏力或失效。

从更具体的层面说，一些地方基层过于迷信行政权力，法律规则受到人为阻挠，以及官员的任命与考核制度，地方基层承担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诸多职能，与其解决问题的资源和权限之间的关系等等，或许是形成“等闹大再被动应对”的原因，而根本问题仍在于调适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就社会管理而言，政府与民众是双向互动的，只有将社会利益主体视为平等的对象，充分关切并积极解决利益问题，保持权力行使的谦抑品质，利益博弈方式才不会极端化，社会管理才能趋向正常和理性。

（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