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职工　在企盼中等待退休

走进西安搪瓷北巷狭窄的街道，穿过几排低矮的民房，记者敲开困难职工朱永宏的家门。不足5平米的厨房里，案板上摆着一小把韭菜、半个西葫芦和一碗半干的手工面条，像平常一样，老朱要准备一顿再普通不过的晚饭。“上世纪80年代以前，退休工人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说到这些，朱永宏满脸的羡慕。“那时退休金计算很简单，就是退休时本人工资按照工龄长短，再按比例支取就行了，现在职工退休金计算，那些复杂的公式，当会计的都算不出来，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得很。”老朱上周刚参加过一场追悼会，邻居家56岁的工友病故了。“像他这样，这么多年的保险算是白交了，没福气享受啊。”老朱叹了一口气说。

好容易盼到退休，凭什么还要再熬五年

“要是延时退休，像我这样的下岗职工就是最大的受害者。”老朱告诉记者：“我本来是1951年3月出生的，今年61周岁了。转户口时误写成1953年出生，当时没怎么在意，后来派出所去了很多次，也没更正过来。1977年参加工作，2008年企业关闭破产，我下岗失业。年龄大了工作不好找，心血管重度狭窄，没钱做手术下支架，只能天天吃药维持。每年还要全额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四五千元，整天半死不活地硬撑着活下来，就盼着明年能退休，现在又说要推迟退休年龄，哎……”老朱叹了口气，再没开过口，他心里明白，感慨完了，日子一样要过，晚餐还是那碗不算丰盛的面条。

对今年54岁的李剑来说，病痛的压力暂时还没成为生活中最大的负担。2010年他从社区公益性岗位考任碑林区街道工会组织员，名头好听了，日子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社会统筹要自己按年缴纳。”他拿着缴费证明给记者看：“上周刚刚交了今年的养老保险7900元，医疗保险3000元，好在年底单位能报销60%。”但就是这报销的部分，还不是所有组织员都能享受到的。

记者了解到，工会组织员分市上招聘和区上招聘两种形式，能享受到报销政策的市上名额，在碑林区40名组织员里不超过50%。

一个月工资拿到手1400元，交完社保，加上岗位津贴和工龄工资，每月只剩不到600元的生活费。“吃饭够么？”李剑自嘲，“就是个零花钱吧。”天天跑企业和困难职工打交道，谈到炒得很热的延迟退休的话题，李剑认为，延迟退休对在一线奋斗多年的工人来说就是“晴天霹雳”，尤其是干重体力和有重污染的，一线岗位大部分人到四十岁就有职业病，很难熬到六十五岁；而且延迟退休减少了工作岗位，以后孩子们的就业会更加困难。

负担太大，撑不下去只能弃保

“社保，社保，到底是谁的保险？”雷相城跟记者抱怨着，打开了话匣子：“我家从爷爷那代就是国有建设单位的员工，单位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濒临倒闭，父母待岗没有任何收入。现在父亲54岁，母亲49岁，想再找个工作，母亲没什么技能一般单位都不要。没办法父亲出去打工，给一个私人企业做电焊，一个月工资拿到手2400元，没有任何保险。母亲没有收入，老两口一年交保险就5000元左右。我30岁，我老婆27岁，自己做点小生意，没有单位，两个人社保一年要交17000元左右。我就琢磨是不是不交了，把这17000元自己存起来，几十年下来也有一疙瘩呢。鼓鼓劲把父母的社保交完，我们两口子就算了。”雷相城开始考虑着弃保。

雷相城给记者算了笔账，现在养老保险比率是个人8%，公司20%，假如一个人月工资2000元，从30岁开始交保险，每年12个月，等到60岁退休，一共要缴纳的保险是20.16万元。如果按照60岁退休，中国人平均年龄是73岁，领13年的保险，每个月领到的钱是在岗时工资的60%，那么，所领到金额一共是18.72万元。雷相城说，即便是60岁退休，到死都领不够缴纳的数额，65岁退休就更别说了。

同样待岗的陶根喜态度非常坚决：“我不赞成延长退休年龄，我们纺织城的大部分企业职工都是买断工龄。每年个人缴纳养老和医保都是不断增加。而我们企业给我们买断的工龄钱每年不到500元，我的工龄是30年，到我个人手中不足1.5万元。我今年53周岁，到60周岁还需要交纳42000元！因为政策离开工作岗位，几乎没有工资不说，反而要倒贴近三万元。”对陶根喜而言，年龄已经超过50岁，工作十分难找，维持日常生活就已经很勉强，根本没有余力缴纳社保。他还不解地问：“在我们企业男女职工退休年龄相差10年！也就是说男职工要比女职工多支付十年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多缴难道不该多得吗？”

做大“面包”，让社保基金参与资本市场

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有约1.69亿。预计205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达到31%，破解未富先老的困局已迫在眉睫。

对于社保资金面临的巨大压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立坚指出：可以将“面包”做大，让社保基金充分参与资本市场，从中获取相关收益，并达到保值和增值的目的；如果需要延迟退休，可以先让国有企业进行试行，这也是其承担社会责任的一部分；相关部门是否可以考虑一部分社保资金由国有企业来分担，以缓解越来越庞大的社保金压力。南京大学教授宋颂兴则指出，面对越来越大的社保金压力，我国的国有企业应该主动承担其中的责任，甚至可通过分红来解决相关问题。

“我们不是不愿意交社保，但个人确实有困难，是不是可以考虑找些适合给我们这批老年人的工作岗位，让我们也发挥发挥作用，也能贴补一下生活。”雷相城告诉记者：“希望国家在制定政策上要考虑我们的特殊情况，千万不敢一刀切。”

本报记者　刘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