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山中无隐士

文／史飞翔

最近一个时期，隐士突然成为热门话题，某报纸曾以跟踪报道的形式予以重点关注，并称有5000名隐士隐居终南。看到报道后笔者很吃惊同时也很困惑：今天终南山中还有隐士吗？

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内兴起了一个隐士研究的小热潮。起因是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出版了一本名为《空谷幽兰——寻访当代中国隐士》的书。该书重新拾起湮没已久的隐士概念，并第一次将终南山推向西方世界。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比尔·波特当年见到的那些所谓“隐士”，其实都不是隐士。一个外国人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好感，说几句恭维的话，那是情有可原的。如果我们也跟着起哄，那就真的没文化了。

事实上，直到今天学术界对于隐士身份的界定仍然是“家异其说”。什么是隐士，似乎也并不存在一个确切的答案。按照一般人通常的理解，隐士就是隐居不仕的人。换句话说，客观上有能力、有条件入仕但主观上却不肯入仕的人称为隐士。隐士就本质而言，正如《易》卦词所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一种政治不服从或政治不合作行为，是一种变相的、曲折的“精神反抗”。谈论隐士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他必须是“士”。“士”的概念人们理解不同，但大体限于知识人范围当是共识。这就是说，隐士首先必须是饱学之士。按照这一标准，今天居住在终南山中所谓的“隐士”是算不上真隐士的。因为他们多半是佛教或者道教的住山隐修者，仅仅是离群索居，寄居林下，真修实证了悟生命真相的修行者罢了。

终南山自古以来就有隐逸的传统，从西周的开国元勋姜子牙一直到清末民初的印光、虚云等高僧大德，终南山的隐士文化一度曾非常发达，特别是隋唐时期，大批文人士大夫流连山水，隐迹终南（如王维就曾隐居蓝田辋川），但是到了近代以后就逐渐衰微以至消失了。历史上在终南山隐居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不愿意跟新政权合作的士大夫阶层；一种是躲避战乱的逸民；还有一种就是想重演卢藏、司马承祯辈的故事，走俗所谓的“终南捷径”，靠在终南山假意隐居而博取官位的。与古代不同的是，今天居住在终南山的这些人他们既不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政治坚守者，也不是妄想“终南捷径”的投机者（毕竟时移世易，不复有这种政治环境了），他们只是一群“隐迹山林的住山者”。出于一种对生命的参悟，他们来到终南山或体证佛法，或研习学问，或健身养生，或调剂生活。

根据笔者走访了解，今天终南山中的这些“隐居”者虽然形形色色，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出于个人信仰原因而驻足终南、搭建茅蓬、修持佛道的出家人。在佛教界，终南山不仅有多处祖庭遗迹，而且历史上高僧辈出——唐代律宗开创者道宣律师就在终南山仿掌谷隐居，后来又到净业寺、丰德寺隐居，华严宗开创者杜顺和尚也曾隐居天子峪至相寺，还有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来果老和尚也都在终南山隐居取证，正所谓“天下修道，终南为冠”。这些人是冲着终南山的修道传统而来的，可称为“宗教型”。他们占据了“隐居”者中的绝大多数，其中还有许多道教徒，因为在道教界，终南山也是道家修炼的“福地洞天”，而且被誉为“天下祖庭”的楼观台和重阳宫均在终南山，自然是道士向往之处。现今隐居在终南山的，许多人非佛即道，仍然延续着这个传统，只是一般的普通人不太关注罢了；另外一类是出于学问目的而隐居终南读书、画画、著书立说乃至教育子女的，这些人可称为“学者型”；最后一类是出于对都市生活的厌倦而来到终南山寻求精神放松的，这些人可称为“生活型”。以上分类未必十分准确，但大体可以提供一种梳理的思路。

如何看待终南山中的这三类人？他们是不是真的就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是“隐士”（或曰“现代隐士”或“当代隐士”）？窃意其中后两类显然不是，第一类也需要理智地看待。事实上，今天一些人称之为“隐士”的正是这些人。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来定位这些以宗教为主体特征的隐居出家人呢？就此，笔者曾与长安终南山佛教协会驻会副会长心一居士做过深入交谈。我们一致的看法是，这些人我们可以称其为“修行人”，也可以称其为住山者，他们住山隐居的目的与政治无关，纯粹出于个体生命的修行体验，他们大多是取得合法僧侣资质而且有较高修证水平的出家人，他们不一定终生住在山里，有些人住山隐居的目的就是将来要到大众中去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并非像隐士一样老死山林，所以，这些人是不能称其为隐士。事实上，这些人也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隐士，他们自称“出家人”或“修行者”。不仅如此，就连一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是隐士的人也不承认自己是隐士。比如：2010年笔者曾与著名评论家费秉勋、孙见喜等人在终南山紫阁峪专程拜访了一位当代高士。此人修养极高，烹茶、抚琴样样精通，身上依稀可见古隐士风。但是当笔者与其交谈的时候，他从不承认自己是隐士。他说，他只是喜欢山居生活而已。正如这位高人所言，今天居住在终南山中的这些人，更多的恐怕只是一种山居生活，连隐居都谈不上，所谓“隐士”，又从何谈起？

王学泰先生在《采菊东篱下》一书的自序中写道：“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建立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数亿人口，每个人都有一个定位，人人生活在‘世内’，再没有世外之人了。不仅城市不可能，农村也断绝了所谓‘隐逸’的生存环境……隐士这个阶层至此完全消失，隐士文化当然就此断绝。”笔者认为王先生这话实在是见道之言。隐士是农耕社会的产物，现代社会已不具备产生隐士的各种气候、土壤和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今应该已是——终南山中无隐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