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笔下的“小人物”

文/高文昌

先看《史记》中的几段文字：

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邪！”不受；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以上所引分别出自《史记》中的《孔子世家》、《伍子胥列传》、《淮阴侯列传》，说出这几段话的人对圣人之道、当世之事、大丈夫之所为均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均可引人深思。究竟是何方高人能有这样的言论？答案分别是：田夫、渔父以及漂母。这三种人在我们现代人眼中看来，都是属于社会底层、文化修养不高的劳动人民，但他们在司马迁笔下却成了“高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司马迁在早年时候曾广泛游历过许多地方，相当于当时的大半个中国。在此过程中它广泛涉猎当地风土人情，积极收录第一手的历史资料，这为司马迁之后著述《史记》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游历中他所接触到的最多的就是广大的劳动人民，同时通过普通百姓口耳相传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有可能他还遇到了众多隐者高人。司马迁聆听他们的教诲，敬佩他们的为人、他们的识见。他发现了底层人民群众的真诚、质朴，被他们的诚恳、踏实所打动，所以司马迁富有民间进步思想，这使得他倾情笔端精心描绘着普通民众，甚至索性把平民抬高起来。其次与司马迁的处境遭遇有直接关系。由于李陵之祸他受到了宫刑，这在当时可谓奇耻大辱，但因为要完成《史记》，所以司马迁才隐忍苟活了下来，但他对统治阶级的专横独断的深恶痛绝、以及对下层民众、怀才不遇者的怜惜同情，却在心中扎下了根。子路问路时桀溺所说的话、伍子胥过江后渔父的却剑，以及漂母对韩信的激励，正是司马迁心中认同的，桀溺、渔父、漂母，在此时已成为司马迁的“代言人”，他的言论，也体现了司马迁的思想。从写作艺术角度讲，不一般的话从普通人口中讲出就更会显得有说服力，更会令人记忆犹新。假若那些富有哲理的话是一位读书人或是达官贵人口中说出，其影响力远不如从普通群众口中说出大。所以，司马迁将笔下的田夫、渔父和漂母描写成为富有智慧的人，在艺术表现上更易得到读者的认可。尤其是游侠，原本是社会上的一种下层组织，也就是现代社会的所谓流氓，他都十分称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而又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司马迁笔下的小人物还有一种，即为“入仕”类，他们虽然生活于闹市之中，却是以边缘人物的角色出现。如《魏公子列传》中的侯赢：年老时始为大梁监门小吏。信陵君慕名往访，亲自执辔御车，迎为上客。前257年，秦急攻赵，围邯郸，赵请救于魏。魏王命将军晋鄙领兵十万救赵，中途停兵不进。他献计窃得兵符，夺权代将，救赵却秦。因自感对魏君不忠，自刭而死。一个看门的小吏因报信陵君知遇之恩而献计窃符，但最终又因所做之事不忠于君而自刎而死，这表面上看似矛盾其实质则体现了侯赢的气节：士为知己者死，忠于知己，不失信、不背约，以死报知遇是他们坚守不渝的信条。《项羽本纪》中，项羽带领八千子弟出征，逐渐强大，成了勇武无比的项家军，到最后却兵败四野，“今无一人还”。而这时出现的乌江亭长驾船而候，这可是有备而来的啊！他极力劝项羽渡江：“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这么简单的一席话可谓将睿智的渔夫形象描摹得丰满而立体。他审时度势地分析透了当下情势，并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他拥有过人的长远目光，在这一点上是高于项羽鲁莽形态的英雄气概的。《滑稽列传》中记载了淳于髡、优孟、优旃等滑稽人物的事迹，读过的人都知道，他们的言行体现出其“不流世俗，不争势利”的可贵精神，及其“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非凡讽谏才能。

《史记》中司马迁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大英雄、大智者，这些人构筑起了实际的整体框架。但其中的小人物同样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部分，虽然对他们的着墨都不多，有的三言两语，有的一笔带过，但他们既能给我们带来回味，又能让我们受到感动和启发。在评判大人物的同时，对小人物的分析也同样别有一番趣味，众多的人物形象交织在一起，就如一张网一样，将当时社会的千姿百态，生动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谁又能说小人物没有大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