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菜是怎样变辣的？

川菜号称有超过两千年的历史源流。但很难说现在我们吃到的川菜，与那时的川菜有多大渊源。一个铁证就是，最多在四百多年前，川菜中还没辣椒——没有辣椒，怎么能称为“川菜”呢？川菜据称起源于古代的巴国和蜀国，自秦朝至三国时期，成都逐渐成为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使川菜得到较大发展。

古来“好辛香”的并不仅仅是川人。

花椒、姜和茱萸，是中国最传统的三大辛味调料，其中花椒是最常用的辛香调料。在辣椒进入中国之前，五分之一左右的食品都要使用花椒。在花椒食用达到鼎盛时期的唐代，菜谱中使用花椒的食物比例占到37%。

但从明末以来，辛味调料在饮食中的出现频率开始持续走低，很多菜不再以花椒作为原料，这固然部分由于这一时期开始普及的胡椒的冲击，但很多传统的食品辛辣地区口味也开始变得清淡。

花椒的衰落其实与中国人明清以来肉食结构的改变有重大关联。辛味调料的两大功能，一是压住食物中的腥膻，二是祛“寒湿”。在清代以前，牛羊肉在中国人的肉食结构中占有较大比重，牛羊肉的腥膻味是各地广泛使用辛味调料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明朝引入的土豆、玉米、番薯等高产旱地作物，引发了持续的人口增长和山地开发，大量草坡和林地成为耕地，牛羊牧业因此萎缩，家庭养猪和家禽肉类在饮食中比重大大增加，猪肉成为主要的肉食，而它显然不那么需要辛味调料来压住腥膻。于是在清代很多地区已经退出辛味版图，转而追求清淡温和的口味。

到清末的时候，花椒入谱已经仅占18.9%，而且基本上都被挤压在四川盆地一带，花椒只被爱好辛辣的四川人所偏爱。川菜天下“独麻”的地位，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早在十六世纪下半叶，那些活跃在马尼拉进行丝绸贸易的中国商人，带回了辣椒。尽管南北的传播受阻，长江中上游地区对辛辣味的爱好却锲而不舍，这使得辣椒在中国的传播得以沿长江上溯西进，并在湖南形成了一个次级中心，江西、贵州、湖北和四川的辣椒，应该都是湖南人传入的，这些地区也构成了中国口味最烈的吃辣区域，故有四川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之说。

后来四川人虽然以吃辣出名，他们的吃辣习俗却几乎与湖南同时普及。四川人保持传统的嗜麻习惯的同时，又把辣味加入了饮食。

在清代末年傅崇矩《成都通览》中，辣椒已经成为川菜中主要佐料，回锅肉也在这里第一次写上了菜谱。辣椒从此时就成为川菜最主要的材料和最鲜明的印记，“川菜”被重新创造了。

今天四川人引以为自豪的川菜，都仅仅是在这三百余年来的智慧结晶。今天的川菜按照传统流派划分，有上河邦（成都、绵阳地区为中心）、下河邦（重庆、万县地区为中心）、小河帮（自贡、宜宾）、资川帮（以资中为代表的沱江流域各个县份，包括威远、仁寿、井研、富顺）等分法，但无论怎么划分，都离不开对辣和麻的运用。

辣椒的势力范围最迟于19世纪初基本确定，中国的大多数省份的文献都对它的出现有所描述。经历200余年时间，辣椒遍布了中国。此时华东、华中、华南、西南（除云南）、华北、东北、西北辣椒栽培区域都已连成一片。

相比起种植地区的迅速扩张，食辣地区则显得稳定得多。西南大学教授蓝勇教授按“辣度”划分了中国的辣椒地图：以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陕南为主的长江中上游重辣区；以北京、山东为核心，东及朝鲜半岛，西至新疆的北方微辣区；和江苏至广东，基本不吃辣椒的东南沿海淡味区。这其实与将近200年前的吃辣版图也并无太大变化。

蓝勇教授认为，在无需辛辣香料除腥膻的情况下，必须是日照少，冬季寒冷，气候潮湿，才会因为祛寒湿方面的需求而养成吃辛辣香料的习惯。气候因素类似于地质学中决定基本地貌形态的内力作用，它雕刻了辣食还是淡食的基本疆界，而辣文化的优秀产品，水煮鱼、毛肚火锅、剁椒鱼头等等，则类似于流水堆积、风化侵蚀等外力作用，让吃辣的疆界越来越边缘模糊。一道新式的川菜或湘菜，或许比一个漫长的雨季更令人亲近辣椒。

未必四川人不吃淡，未必浙江人不吃辣，当一个四川人知道在口味上自己不仅与李白苏轼相隔甚远，甚至难以亲近杨升庵或者秦良玉，再想想其实已经与杜桑·卢维杜尔和阿兹特克人在口味上暗通款曲，就觉得在吃饭的问题上，怎么能相信文化决定论，毕竟商业社会的世界是平的。

□摘自“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