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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5年07月16日
观察·读书
04

从“拒绝遗忘”到“正视历史”

编者按

二战结束后,战争罪犯的审判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体现了人类对于公平正义的普遍追求。但在1946-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在“冷战”阴云的笼罩下,由于某些大国的操控、掩护,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严重细菌战罪行,最终竟没有被提起诉讼,主要细菌战罪犯也得以逃脱法网,铸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大的“漏罪”之举。

有鉴于此,1949年底苏联在其远东城市伯力城(Khabarovsk)就日军在战争期间“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这场审判第一次全面揭示了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劣迹斑斑,令人发指。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导致这场审判长期湮没,很少为国人所知。而在12月30日做出庄严判决后,围绕这场审判发生的故事并未完结……

作者:孙家红 编校 九州出版社出版

今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的第七十年。可以想见,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当年参战各国,将会有多种多样的活动来纪念这场旷日持久、创巨痛深的人类浩劫,在这抚今追昔的庄严时刻,本文所要论及的是一场近乎被国人遗忘、但十分重要的战后国际审判活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至三十日,在前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针对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十二名日本战犯进行的公开审判。因为哈巴罗夫斯克原属中国领土,在汉语中旧名“伯力城”,故这场审判又名“伯力城审判”或“伯力审判”(Khabarovsk Trial)。

伯力城审判产生于特定的国际时势背景下,长期遭受人为“曲解”和掩饰,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二战后,关于战犯的国际军事审判,最著名者莫过于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和东京审判(Tokyo Trials,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但就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惩处而言,与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诸般战争罪行相比,太过局限。或日存在严重的“漏罪”问题。仅就中国所遭受的战争苦难来说,在数十年日本侵华战争中,除常规战争带来的破坏摧残、奸淫掳掠等暴行外,还有更令人发指的,日军利用中国人进行的各类“活体实验”、细菌武器开发、实施细菌战等罪行。

二战结束前后,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藏、若松次郎、笠原辛雄,以及亲自批准组织进行细菌战的裕仁天皇等人,皆被免于起诉,幸逃法外。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从二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形势来看,发生于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自调查取证、开庭审理,乃至裁判处决,整个过程都被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之下。最终,东京审判历时两年有余,竟未能将日本细菌战犯送上国际法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然而,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细菌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就此终结。同样基于美、苏两大阵营的针锋对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苏联在其远东著名城市伯力城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从当时拘禁的数万战俘中遴选出十二名细菌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争罪行,进行公开审判。经过这场审判,苏联向全世界昭告日军曾在战争期间“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犯罪事实,成为向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阵营对战的有力“外交武器”。

这场由一个国家(苏联)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另外一个国家(日本)的细菌战犯进行审判的国际司法活动,尽管在法庭组织、审判规则、实体运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尤与晚近发生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迥然不同,但因其中揭露的日本“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等内容属于严重战争罪行,早被多项国际战争法规和惯例谴责、排斥;并且,苏联以一种近乎点名的方式,直斥“某个有力的大国”(即美国)掩盖这些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以致相关罪犯未能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交付审判,得到应有惩罚;所以,这场审判一经公开报道,国际反响十分强烈,美方在难以否认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只能不断声称这场审判是一场“政治秀”,刻意在媒体上加以歪曲和反宣传。然而,随着一九八〇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相关档案解密,通过一些记者、学者研究揭发,美国当年攫取日本细菌战实验材料,聘用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进行细菌武器开发,借以推进本国细菌战水平,并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针对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施放细菌武器等事实,早已大白于天下。今日观之,美国当时虽以极低成本自日本细菌战犯手中获取大量“活体试验”和细菌战武器资料,但在此件事情上所根本牺牲的,却是一个以“道德楷模”和“国际警察”自命的大国道义形象。 □孙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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