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与功德箱

□高均善

绝大多数的寺院庙堂之内，除了庄严的佛像，还有一个蹲在显眼位置上的木箱，木箱的上边有条一指宽的缝隙，前边吊着一把黑色的冰冷的铁锁，这就是所谓的功德箱。

庙堂里设功德箱，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只知道哪一个寺院里都必不可少。

这当然不能责怪端坐在庙堂之上的佛了，佛虽然有一双洞察尘世的法眼，却眼睁睁看着众生昏昧，把自己的血汗钱塞到这个佛不拿钥匙的木箱里；佛虽然有一张能道破天机的嘴，却不能告诉全天下的人们，佛既不吃又不喝，生如来，去如风，从来都与金钱无缘。

其实任何一个寺庙以及寺庙里的功德箱，都不是乔答摩的财产，更不是观世音菩萨的财产。佛没有财产，佛只有一颗慈悲的心。人一旦和财富结缘，心就不可能多么慈悲。财富这东西，犹如一只魔杖，拿在谁的手里，谁就可能头晕眼花，不能自持。或至多找一个公平的砝码压在魔杖之上，不要魔杖肆意挥舞。

我信佛几十年，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当年佛祖为什么在创立佛教时，非要追随他的人出家当和尚？既然出家了，就预示着没有了基本的生活来源，寺庙可以容下躯体，却解决不了肚子的问题。人总归要吃饭，念佛固然会消除一切烦恼，却不能消除肚子饥饿的烦恼。人在烦恼与生存之间，哪一个更紧迫？

于是就只有指望香客们供养了。

有道是“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难怪寺庙里的和尚，不管是主持、方丈，见到了供养的施主，无不眉开眼笑！难怪有不少的香客敬佛几年后，就有点害怕进庙，毕竟进到哪里，就不由自主想给菩萨做点贡献。

香客养活着和尚，和尚负责为菩萨站岗。

在人口稀少的历史时期，这种关系可能会被另一种现象取代。曾经就有不少的寺庙自己开垦土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但在人口越来越密的现代，甚至就在历史上那些盛世年代，和尚已经开始有了生存之忧了。历史上较大的四次法难，有两次是因为朝廷和民间养活不了和尚，才迫使朝廷强行“灭佛”的。唐武宗李炎固然崇尚道教，也曾想自己长生不死，但是李炎面对全国四万四千六百所寺院，二十六万五千名僧侣，都要朝廷和香客供养，负担有多重，不言自明。“三武一宗”的灭佛行径，既有佛教与执政者的观念之争，也有实际的负担之忧。正因为如此，曾经当过和尚的朱元璋一开始执政，就严格限制佛教寺院和僧尼的数量。在吃饭这件事情上，一旦有了危机，谁都不会照顾谁。

说了这么多，功德箱的钱到了哪里还是一个谜。

真正的高僧大德，一般都不会拿功德箱里的钱给自己买车买房的。更不会拿钱改善和尚的伙食的。他们拿钱只有一件事，就是建庙。且不说历史上无数的高僧为延续佛教寺庙的香火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仅从改革开放的1979年开始，终南山的寺庙就有了不小的变化。这些变化，除了国家拨款修建了一部分外，其余基本都是由信众供养的。

问题是，多大的寺庙才是不劳民财的寺庙？就同当今的机关办公一样，一个20平方米的办公室和一个200平方米的办公室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豪华的程度不一样。奢靡始终陪伴在中国人的内心里。当权力没有笼子约束时，办公室就必然要200平方米的，甚至更大更豪华。反正花钱花的是民脂民膏，又不是坐办公室的人自家的。

寺庙的建设也一样会面临这个尺度的把握。佛祖放弃了本该就有的豪华，甘愿清贫，甚至乞食度日，为的就是能悟出一个道理来。人的生活，究竟什么才是必不可少的，什么才是恰如其分的，什么才是安然幸福的，什么才是极乐往生的。而今的寺庙，有穷的，也有富的。有富庙穷方丈，也有穷庙富方丈；有穷庙穷方丈，也有富庙富方丈。一般的状况是：穷庙的方丈多数都很穷，富庙的方丈多数都很富。

历史上有些名气的大和尚，要么像善导，克自奉公，粗茶淡饭；要么像杜顺，救死扶伤，不涉分文；要么像丘处机，以自己的影响力影响帝王，救民众于水深火热。尽管他们的能力有限，但有一点很重要：他们都和金钱没有多大的关系。

一座寺庙，假如也像有限责任公司一样靠“经营”维持和发展，就和佛旨背道而驰了，也和信众的期望背道而驰了。

那些进门还要信众买票才能进入的寺院，不妨把门关了，还社会一个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