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与腐败

袁方

乍看之下，亲子之情与腐败堕落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东西，一个属情感范畴，另一个则属法律、道德范畴。但是，仔细追究，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东西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人，不管你是皇帝老子还是乡野村夫，都是人生父母养的；既是人生父母养的，自然也就有兄弟姐妹七大姨八大姑什么的。总之，有众多的东西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宋代大理学家朱熹自然也不例外。南宋时，朱熹在京城临安（今杭州）为官，级别相当高，以今天的标准，肯定在“高干”之列。一日，随其一同生活的母亲抱怨说官仓供应的大米太粗糙不好吃，提出要吃福建建宁出产的精米。依常理，朱老太太的这一要求并不过分，因为她要吃的毕竟还是大米，而非鱼翅燕窝生猛海鲜之类的珍馐美味；同样，按朱熹当时的“干部级别”，要满足老母的愿望，也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我们曾经有一阵子把朱熹作为“反面典型”批得狗血喷头，使朱熹在坟里也不得安生，但实际上朱熹却的确是个颇具“忧患意识”的“爱国人士”，加上他平日为人节俭，认为吃饭就是为了饱肚充饥；更重要的是，他想着国家偏安一隅，金人时刻都有挥兵南犯的可能，此刻更不能贪图口福而造成“不良影响”。但是，他所面对的是自己的慈母，尽管在亲情与道义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却不能对母亲开一次“当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讲座。在这“两难”之际，他写了一首诗呈给母亲：

　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

　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饮时。

好在朱母深明大义，十分理解儿子的一片苦心、忠心、孝心，看后便释然，不再提吃精米的事。朱熹也就从尴尬的“两难境况”中摆脱了。

如果说朱母想吃精米便是搞腐败，似乎有些小题大作，但是从“朱熹劝母”的故事中可以看出：惩治腐败，搞廉政建设，对于我们的领导干部是一次考验，而对于领导干部的亲人们，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中国是个“礼义之邦”，而亲子之情，无疑在“礼义”中占踞着绝对重要的地位。旧时人们供奉的“天地君亲师”中，“天、地、君、师”人们基本上是出于一种功利的考虑，到了特定的情境下，人们可以改“天”换“地”，可以将皇帝从宝座上掀翻而改朝换代，可以将“师”斥为“臭老九”而踏烂“师道尊严”，唯有“亲”是想摔也摔不掉，想躲也躲不开，因为在“亲”背后的东西太沉重，太根深蒂固了。所以，我们的许多干部，也许可以抵御来自各方面的诱惑，抵挡八面来风，但是，一旦“风”从枕边吹来，从父母高堂那儿刮来，从娇儿爱女那儿飘来，他们便支持不住而败下阵来了。有些领导干部，就是因为无法逾越“亲情”这一关，而将党纪国法、人民的利益置于不顾，陷入了腐败的泥淖！

所以，我们搞廉政建设、惩治腐败，除了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搞好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之外，如何处理好“亲子之情”，抵御来自亲人方面的压力、诱惑，也是绝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