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凶兽与羊于一身的国民病

屈超耘

现在，市井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既有好人、大好人和雷锋精神的传播者，（当然这是绝大多数）也有少数地痞、流氓、恶棍。而在这芸芸众生寄存的汪洋大海里，还有另一种——叫人既愤恨又觉得可怜的人。

这类人大凡是些身份低下者。你说他是好人，不，他们不是好人，此辈专门在街面上欺侮良善和弱者，其特点是“打老汉欺碎娃”、“诈骗乡下人和外地人。”他们成天价像电影一样晃荡，看见软弱可欺的人，立即满脸爷气，随后穷恶手段毕现：或说人家踩了他的脚；或说撞了他的衣裳；或故意把廉价眼镜甩在地上，要对方赔他高级眼镜钱或故意碰人家的自行车，说车子伤了他的某个部位。欺诈对方几块大洋后，便志得意满地去买酒喝。你说他们是坏人，不，他们也不是坏人，不敢烧杀，不敢掠抢，在另一种场合却是受欺侮者。一次，我碰见这么一个主，欺诈了乡下人几十块钱，正准备给衣袋装，遇见黑道上一个流氓，该人大吓一声：“你妈的X，把钱给哪里装？”一看不好，他连忙掏出钱，憨着脸向对方说：“给娃留一点罢，我还没吃早晨饭哩！”流氓一把夺过所有的钱，还扔来一串话：“孝顺爷爷，多少也应该。”然后眼连看也不看，便扬长而去。瞧着流氓远去的背影，他这才低声咕隆了几句：“就不得好死。”

我常想给上述这种人下个比较准确的定语，却百思、千思不可得。及至昨夜读《鲁迅全集》，忽然眼睛一亮。原来，鲁迅夫子早在六七十年前就给他们画像了：　“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先生的话说得多么入木三分哪，确实的，这些人是羊，同时又是凶兽。但遇见比他们更凶的凶兽便现羊像，遇见比他们更弱的羊时便是凶兽样。”

鲁迅对这种凶兽与羊于一身的人，万分地“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他痛斥这种卑劣的国民性并严肃评判说：“可惜中国人但对羊显凶兽像，而对于凶兽则显羊像，”“即使显着凶兽像，也还是卑性的国民。”先生痛心悲叹说：“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鲁迅夫子说的话距现在已经六七十年了，六七十年来中国的情况大大有变。特别是到了1949年，新中国诞生，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再也不是当年任人宰割的羊了，当然也不是宰割别人的凶兽。我们之所以像毛泽东所宣告的，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就在于既抛弃了羊性、又抛弃了凶兽性这种卑劣的国民性。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不卑不亢、郑重的民族。

当然，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国民性，既然存在已久，就不会轻易被消灭，还会在一定时期内残存，特别是会在一定形势下再现。当前，社会上出现的那种“打老汉，欺碎娃，见了恶棍叫干爸”的人，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那种“对于羊显凶兽像，而对于凶兽则是显羊像”的卑劣的国民性，在社会转型期的再现。

然而鲁迅终究是伟大的，他不是那些不负责任的评论家，不是光看病不开药方的嘴上医生。他对于这种可怕的国民病，早就开出了精辟的治疗良方。他说：“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这是多么好的良法哪，他和毛泽东经常教导人的“不畏强暴，不欺良善”，是一个道理。我们如果能够坚决贯彻两位夫子的话，下决心疗治集凶兽与羊于一身的国民病，泱泱华夏的国土上，必将盛开民族自强的鲜花。那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式的英雄将会辈出，而集凶兽与羊与一身者将会永远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