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白求恩大夫在一起的日子

1939年秋天，正值日寇大扫荡，我当时在冀中军区后方医院一所任护士，我们一直在太行山北麓的唐县、完县和易县一带山区和日寇周旋。前方战事异常激烈，下来的伤员陆续不断。9月初，我们迁回转移到易县杨家台附近，院部住在孟子岭，我们一所住在齐家青村。一天晚上，我与护理员李福安提着马灯，去值班查看伤员，我俩一前一后正走着，忽听身后传来马蹄声，警觉间，一队人马已来到眼前，“孟子岭的？孟子岭的……”为首骑马的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边问边下了马。他就是白求恩大夫，巡回手术来到我们医院。从此，我便开始了与白求恩大夫一个多月的工作接触。

白大夫来后顾不上休息，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站在用老乡家的桌子和门板搭成的手术台前，借着马灯灯光，一个接一个地为伤员检查、处置。以后的日子里，他常常从早晨忙到深夜，有时一连十几个小时顾不上吃饭和休息。白求恩大夫特别体贴爱护伤员，组织上给他用的大米、白面、土豆和鸡等特殊食品，他舍不得吃，经常送给重伤员，并亲自送到他们手里，或亲自喂到他们嘴里。

那时，医院医疗器械和运输工具特别紧缺，有些骨折的伤员没有固定的器械，白求恩大夫便系上围裙，用从敌占区搞来的铁棍，亲自打制一种叫“托马氏夹”的简易固定器械。我不会做，插不上手，每次就蹲在他身旁，帮着拉风箱。马驮子是我们医院流动转移的主要运输工具，为了使它能驮更多的物品，白大夫在原驮鞍结构的基础上，设计改制了一种取名叫“芦沟桥”式的新型驮鞍，我们帮他锯、刨木头，他安装组合。空闲时，白大夫还经常为我们上课，有时那怕三两个人在场听课，他都讲得非常认真，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

最令我难忘的，是白求恩大夫勇于自责的精神。在一次反扫荡的恶战中，伤病员特别多，他与协和医院的教育长王育荣教授轮班给伤员做手术，他俩一个上半夜做，一个下半夜做。在下半夜的手术中，王教授为了让几个实习医生能尽快独立手术，便边手术边给他们讲解示范，这自然就影响了手术的进展。第二天早上，白求恩大夫发现已做过手术的伤员少，他十分生气，他把翻译叫来，劈头责问翻译：“你们是不是中国人？”言下之意，王教授给伤员做手术做得少了，偷懒了，对伤员的生命不负责任，你为何不批评他。翻译和王教授当时都委屈得哭了。后来白求恩大夫搞清楚了事情的真象，忙给翻译和王育荣教授道歉，并自责说：“我只顾做手术，忘记了带学生。”

转眼到了1939年10月初，白求恩大夫率战地医疗队离开了我们医院。一个多月后，突然传来了他去世的噩耗，据我们所周之望所长讲，他是在涞源县摩天岭前线给一个大腿受伤，名叫朱德士的战士手术时，不慎被骨头茬子刺破了手指，后来手指发炎，而他还坚持给伤员做手术，感染成剧毒败血症，医治无效而去世的。望着那些他亲手制作的“托马氏夹”和“芦沟桥”式的驮鞍，当时在场的同志都流下了悲痛的眼泪。

朱磊（口述）

杨洪柱傅大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