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是“官瘦”“民肥”

雷飚

唐开元之初，玄宗李隆基同侍臣有这样一段对话：侍臣问：“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何不逐之？”玄宗答曰：“我貌虽瘦，天下必肥。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像李隆基这样“多情累美人”的封建帝王，“吾貌虽瘦”的真正用心，说白了就是为他的“家天下”！可是，正是因为玄宗初登基时，诚惶诚恐、励精图治的“貌瘦”，才换取了“天下肥”，才有了大唐帝国的“开元盛世”！也就因为玄宗笙歌宴饮的“貌肥”，才招致“安史之乱”天下人瘦得“皮包骨头”。

固然，为官者的“貌瘦”与“貌不瘦”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倘若不分原委的以“貌瘦”与“貌肥”来判定是否勤政、节俭、清廉，未免让人贻笑大方了？

但是，像“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指国家）”。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一生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凤夜匪懈，尚恐不能尽其责”的积劳成疾者，又焉能不“貌瘦”而“民肥”呢？又焉能不在善良正直的平头老百姓心中矗立起自己“道德、人格”的丰碑呢？道是“民心如秤”。那些一旦为官，便“养尊处优、肥吃海喝、损公肥私、肥肠脑满”者，焉能不“貌肥”、“家富”而导致“民穷”、“天下瘦”呢！又焉能不声名狼藉、威信扫地、身败名裂！

领导干部是“排头兵”、“领头雁”、“带头羊”，应以自己尽职尽责，殚精竭虑的“貌瘦”，换取“民肥”，“天下富”乃是自己应尽之责。《国语》中有“叔向贺韩宣子之贫”的故事，作为平头老百姓的鄙人，衷心祝愿在制度约束、舆论监督、道德规范下，在我们的身边多涌现些为人民所拥戴的“貌瘦”、“民肥”的“好官”，“好公仆”，这实乃国之幸甚，百姓之幸甚。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