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评论的“捧杀”与“棒杀”

文/成家

观读艺术作品，得之于心为感，出之于口为评，落于笔墨且发表出来，就谓之评论。

现今的影视评论流行“捧”风是有目共睹的弊端，一些人“妙”笔“生”花，“生”出许多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廉价赞语，“戴”在一部部影视作品和一个个明星的“头上”。被捧者倘若有些自知之明，还无甚大碍，如若不然，真的认为自己“天下之美皆具”，那可糟了，其后果定是再也看不见自己的不足，听不进他人的批评，不思进取，日趋落后，最终被残酷的现实所“扼杀”。此谓之“捧杀”

而另一种弊端却在貌似有棱有角的外壳下麻痹着评论界的警觉，一些人士比喻为“棒杀”：轻易而无说服力地随意否定作品，特别是那些反响较大的作品，如前不久的大型电视剧《武则天》，就遭遇了这样的“恶棒”。对于武则天，大历史学家郭沫若早有话剧为其“定调”。于是，演过郭老话剧的几个知名艺术家对这部电视剧表示了不满，说它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把一个历史上颇有建树的政治家弄成了心毒淫荡的腐败暴君。又于是，评论家也抬起了严肃的头颅，指责它“媚俗”、“歪曲了历史”云云。一时间，许多报刊纷纷撰文呼应这种观点。

见仁见智，本无可厚非。不过，既然是“见”，必须是读懂作品后才抒发的观点。凭借思维定势和听任逆反心理，有了一点“自我感觉”便轻率定论，恐怕算不得见“仁”见“智”只能归入“棒杀”羔类了。共实，稍加留神并不难看出这电视剧编导的角度选择和人物定位。他们要表现的不是政治家武则天，而如林语堂先生所说的是“一个最有权威、最伟大的女人”；他们要写的也不是武则天的文治武功，而是她“热爱生活，生活对她一如游戏”。这种活灵灵的人，正是艺术地而非学术地塑造历史人物的上佳切入角度，是所谓“历史人物生活化”。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他人引导”的文化时代。因此，影视评论在正确地引导创作者创作作品和观众观赏作品上，也就有了它的责任。影视评论的“捧杀”和“棒杀”现象，除了某些文人的评论动机不纯外，还与他们同观众隔绝和不合群有关；长久生活在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单一的封闭的思想体系里，不知道观众在想什么，不知道观众在关心什么，这种“划地为牢”式的评论，又怎么可能在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时代中发挥它的功用？因此，影视评论要想获得它的力量，就必须和时代生活，和观众的心声有一种切切实实真真正正的融合。有了这个前提，才会有理解，才能有扬弃，影视评论才能得以实现超越。才不至于把影视评论带进“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