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官是明智之举

文/于水

近得第6期《北国月末》，读杨乾坤先生的《陶渊明何必辞官》（以下简称《陶》文）遂有些想法，不吐不快。

《陶》文立意新颖，希望多些好人来做官，可谓仁者之声，内涵释迦之意，胸怀博大。杨先生认为，好官当路，利于国计民生，陶渊明属于清廉党中的一员，实在不应当辞官。在下认为：辞官是明智之举。因为陶令难做官，陶令做官难。

先说陶令难做官。一个人的命运和前途，不是由苍天或学识和良知来决定的，而多是由其“性格”来左右的。陶渊明是公认的大好人，好就好在品格高尚，思想境界超凡脱俗，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为荣华富贵名利地位所累。而正是这一点恰恰注定了他不是做官的料子。官者，先得有其适宜于做官的“性格”。凭德才而做官故然可敬，无德才但性通为官之道者却往往更能如愿以偿。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官场腐败，要想谋得一官半职，今日骑毛驴，明朝换骏马，那可是大有学问的。单是如何应对上司就够你喝一壶的了。而这种学问，不是什么人都能学会或愿意去学去做的。陶渊明的性格与此形同水火，他怎么能玩得转呢？既玩不转官何以继？中华民族的脊梁如像鲁迅先生，爱憎分明，才华横溢，那么他可以做流芳千古的大文豪，但是绝对做不成官。早年他一心想济世救人，矢志从医。后来发现中国大众之痼疾不在其身而在其心，纵然华佗再世、扁鹊还魂也无济于事，故而弃医从文，直到耗尽最后一口气。他为什么不去谋官呢？难道他不懂官大可至尊，权重能倾野吗？非也！因为他清楚自己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性格是难以做官的。直如弦，死道边，吃包谷，拉豆豆，几千年的仕途宦海何尝不是？又何曾变过？再者，只要有官必有贪廉之分。好人做官总想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总想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这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封建社会中谈何容易？！试想：让陶渊明去巴结上司，与其同流合污鱼肉百姓，岂不等于赶着鸭子上架，要活活难煞他老人家了吗？“做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见屈原投江、陶令辞官，选择虽不同，但概因好人难做官也！因此，说陶令“不识时务”未免太冤。以陶公之学识和睿智，识时务并不难，难在识后采取什么态度。“顺者昌，逆者亡”。这便要因人而异了。陶令是既不愿“亡”更不愿“昌”的，故而一辞二隐，何其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是何等的从容！相比之下，屈原的选择不是太傻冒了吗？你就是死上一千次一万次，也唤不回贪官污吏的半点良知，反倒让人家幸灾乐祸、弹冠相庆去了。

再说陶令做官难。好事多磨，好官多难。翻开历史，凡是刚直不阿、敢怒敢言，为民说话办实事的清官，几个有好果子吃的？轻则贬官、流放，重则杀头乃至诛灭九族……令人不寒而栗。“满江红泪将军壮，一肚蛇蝎宰相奸”，十二道金牌，一个“莫须有”便要了岳飞父子的命，直到“碎骨粉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也是难逃一死。侥幸未死的日子也难过。与陶渊明同级别而其后一千二百多年的郑板桥便是例子。郑板桥为官和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作对，千方百计为老百姓办好事。但“四海皆秋气，一室难为春”，到头来还不是被人罢官了事？倒是那句“难得糊涂”，至今仍令人们品味不已。

可见，陶渊明辞官除因不折腰之外，更在其为难之处。那就是欲官不能（不能为民办事，官场腐败无力回天），欲私不忍（不忍搜刮民脂民膏），而又不愿厚着脸皮混吃皇粮。除了辞官，他别无选择。何况人各有志，有失必有得，陶公辞官，中国文学史中多了一位田园诗人，民族林里有了高风亮节的榜样，更显其辞官高明。千百年来人们对他的崇敬便是极好的证明。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人类也日趋文明高尚。但不及“辞官品格”者仍是四处皆有不乏其人的。好在历史无情，民心公正。清官，百世流芳；贪官，万民唾弃。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应该说明的是：从与官的缘分上看：陶渊明、郑板桥、鲁迅等大好人，其命运的悲剧，并不怪他们，皆在于生不逢时矣！“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生存尚如此艰难狼狈，还侈谈什么做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