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玩主义及棒槌

刘三余

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泛玩主义的时代。玩电脑玩大哥大玩股票玩摩托车玩卡拉OK，五行八作，历史未来，尽入一个玩字的彀中。不知为什么，却没有人玩农民的锄头搬运工的杠头。仔细想来，以游戏式的轻松态度对待人生，这正是人的聪明之处。不错，负责任的人生是沉重的，倘若以沉重的态度来肩负，一个沉重变成两个沉重，就不划算。向往快乐是人的天性，只要不是玩世不恭。那位要说他不想玩不爱玩，此君即使于脑门上刻满了哲学家思想的深刻，苦行僧似的，我们关中人也照样唤他是“棒槌”——不开窍。伟大如孔子，也是一个爱玩的人。史书上载，他老人家“闻韶乐，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这等玩法玩得投入，玩得开心，寓学于玩，这才是智慧人生。孔子64岁时删定了《诗经》，将诗歌分类各得其所，而且给各自配上了适当的音乐。这份天才的贡献，当与他当年“玩”韶乐的功底有关。

玩有文野之分，清浊之别：

摆黄金宴的，玩的是奢侈，糟蹋的是人民币。

喜欢让手下前呼后拥玩“派”的，正反衬了这号显要的粗鄙；明明是草民一个，偏偏“笨狗扎个狼狗势”的，这粗鄙就近乎于无耻。

玩人的应当是有权者。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有钱放行。玩此道的先生最好悠着点，王宝森们的前车之鉴在提醒您：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

玩山水的，流连于自然，陶冶性情，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有人却非要在石碑上屋檐下柱子边用小刀努力刻下“某某到此一游”的蝌蚪字，其人想来和其字一般惨不忍睹，流芳百世没门儿，遗臭万年没资格。

称自己为“大玩学家”的余光远先生，玩的是方块字，传播的是高雅与文明。

玩女人的，女人似水，可以产生动物性的销魂一刻，亦可沉溺灭顶，万劫不复。

“砌长城”的人不能说少，赌资和瘾头成正比上升。　“赌近盗”，古人的话大抵是不错的，但以“堵”禁“赌”，靠罚款之类的强制手段无异于扬汤止沸。既然这玩艺儿为先人（据说是明朝人）所发明，依今人之聪明，为什么就没有人发明出一种充满诱惑刺激且文明健康的娱乐玩法，把麻将迷们“导向”过来？

写到这里，就想给如我等工薪族奉献一种小玩法，不花一分钱，还有点儿品味。我将此法称之为“自娱自嘲法”：玩心情，玩自己干过的蠢事、傻事、痴事。十几年前，单位的头儿病了，待我知道他住院的消息，中层干部们大都探视过了。下午快下班时就骑上自行车赶到医院，在病房小坐片刻，问候几句，起身向头儿告辞的时候，才发现头儿的目光怪怪的：他怎么老瞅着我的提包？不错，我的提包挺鼓，可那里边装的是空饭盒和几本书哇。在那一刹间，明白了一切的我直骂自己：棒槌，棒槌！头儿的目光告诉我，大凡来医院的都没有空手——在单位他是头儿，在医院他是病人。送点营养品鲜花什么的，属人之常情。既然要避自己所忌讳的拍马之嫌，为什么又要提上一个鼓鼓的提包，一不留神将我热爱的头儿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