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陈岱孙教授

郑午安

我是一九八四年七月考取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的。刚入学时，凡任课老师推荐学习资料时，无一不提到德高望重、造诣很深的陈岱孙教授不少有名论著。那时他已辞去经济系主任职务，但84岁高龄仍不断坚持给学生讲课，他讲课层次分明，条理清晰，思路开阔，据学生反映，听陈老讲课就是一种美的享受。五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使他养成科学严谨的态度，每节课不仅内容安排得当，连时间也按分秒计算，每当讲完最后一句话或板书画完最后一个句号，下课铃声准时响了。在时间上表现出的业务功力，令我们敬叹和佩服，在北大师生中一代又一代传为佳话。

八五年春天，胡耀邦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在京的六位著名教授送水果，表达党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其中就有我们系的陈老，这一消息在北大校园传开之后，更激发了我们想拜访一下陈老的欲望。一次，我们到王茂湘教授家中拜访，向他提出了想见一下陈老的愿望。王老师告诉我们，陈老组织出版几部经济专著，每天审阅文稿、核对资料任务很重，他又是全国政协常委，还要出席不少会议，只能在适当时间作出安排。但出乎意料的是，我们愿望很快得到了满足。

陈老家在校园北边镜园春一个湖边，湖岸栽满垂柳，湖内荷花盛开，风景十分秀丽。他的房子是一座旧式建筑，那时还没整修，显得很陈旧。我们一行6人匆匆赶到陈老家中时，他放弃了每天下午散步的习惯，早早在会客室内等候我们的到来。

和陈老谈话如同听他讲课一样，很快就进入主题，当时经济系新开设“西方经济学”，由于我们刚刚接触，其原理还十分难懂。但这门课在当时又十分“热门”。我们上课时，教室内外的走廊里都坐满外系旁听生。八十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有关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学术交流十分活跃，来北大进行讲学和学术交流中外专家学者很多，几乎每周都有1—2次体制改革的报告会，特别是报告中引用西方经济学中的观点来阐述如何克服现行体制弊端，让人听了感到“新鲜”。不少青年学生对西方经济学中提出的原理深信不疑和盲目崇拜。陈老针对这种倾向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西方经济学”研究从过去盲目排斥这一极端又跳到盲目崇拜都是有害的。目前新出现的盲目崇拜会出现两种恶果，一是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和改革开放的误导。弄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方面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同时，他又告诫我们，学习中不要死记硬背，充分利用你们理解能力强的优势，多看广阅，使自己的知识面更广些。你们这批学员都有一定的实践经验，通过学习更好地和自己工作实际结合起来，了解原理，启发思维，克服照抄照搬的不良倾向。

陈老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是我国开拓经济学研究的先辈，被誉为一代宗师，我们很想了解陈老一生经历，但他很少谈到自己的问题。不知不觉快一个小时了，看到陈老办公桌上、卧室床上铺满那么多待审文稿，怕耽误他更多时间，就起身告辞，并对他指导我们学习表示谢意，陈老谦虚地说：“谈话也是工作，也是互相学习么。”

第二次见到陈老是85年12月5日，那天于光远同志来北大讲学，因为陈老是同行，除了系里胡代光、厉以宁等领导外，陈老也作陪。于光远同志报告的题目是“学习马克主义——我们和你们的责任”，中心议题是马克思主义产生100多年了，这一理论武器宝库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就要把理论同实践相结合。我们革命前辈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义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今天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你们作为年青一代的责任应当用这一理论武器解决当前体改中遇到的新问题。同时，批判了“文革”遗留下来的脱离实际的研究和学习方法把马列主义说的十分神圣和圣洁，单纯从理论到理论来找依据，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报告会结束时，大家请陈老讲话，他拄着手杖站起来说：“让马克思主义从天上回到人间。”一句话既总结了于光远同志报告的核心，又提出了“你们”——青年学生的责任，博得台下听众长时间的掌声。

第三次见到陈老是我们照毕业像时，我们班100名学员来自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临别了，和老师照一张“全家福”留作纪念，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心愿。

我们任课老师分布在各个系，提前一天都通知到了本人，但照像那天怕耽误时间，我们又兵分十路挨门去找。陈老按他多年习惯，准时在八点半钟赶到图书馆前，那天上午因几位老师有课，直到11点才把人叫齐，陈老一直耐心等了两个半小时，我们班主任曹凤歧老师两次劝他到图书馆休息，他都不肯，使我们在场学员十分感动。

离开北大整整十年了，但我们常常通过新闻媒介听到陈老的消息。1987年教育部在人民大会堂为陈老举行从教60年庆功会……

当去年8月8日新闻联播中传来陈老不幸去世消息，使我们感到万分悲痛。特写此文，以表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