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遁与进取匡燮

这题目或许就是哲学意义上的一种命题吧，我想用它来表述我的好友李高田很常时间内的一段生命状态。当然，这样的话语是很容易让人想到终南捷径这一命题上的，其实，这是很不相同的两种对生命的表达方式，前者是用人造的寂寞换取辉煌，用刻意的困顿赚得豪华的人生操作技巧，而后者却是生活对生命的放逐与召回，生命对生活的被动与抗争，是宇宙间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一种无法更迭的法则。

李高田属于后者。

这是因为高田性偏孤直，宜独处不宜交往，长直交不长屈就。李高田的追求注定是文学。

这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是诗的性格，不是生活的性格，生活是包容杂质的矿石，诗是纯粹的金，所以，他的诗也就出道很早，十八九岁，诗作便见于《延河》和报端，在那个年代里，明眼得真有点像是早春的梅。诗只是人生大剧中的一个情节，一段故事，一连串的情节和许许多多故事才可以结构出生活的整体来，如此，这也就决定了在日后的很长时间内，他的追求总是要用生活上的退却来换取，丰硕的果实总是孕育在清贫的土地上，不能像红尘里的一些文人运作到名利双收，世俗与清高兼得的地步。

于是，他的生命中也便有了一座小城。那时候的这座小城是很有一些城墙的痕迹残留着的，但东边却只剩了座孤独的门楼，并不宏伟，可以说那简直就是萎琐，很多青色的瓦已从房顶脱下，墙壁也附上了用土和麦草间作的很是陈旧的泥皮，那样子正和废弃了的打麦场上的土屋相仿佛。常常是踱着步从这座城楼下经过，向东算是出城，向西就算是进城了。

这座小城的重要，对李高田来说，还在于正是他隐遁与进取的起点和归宿，如同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归宿一样。这样，一件很是世俗的小事（解决爱人的城镇户口问题——对有能力者来说，的确是件小事），也便足以使他携妻挈雏，狼狈西向了。颠颠簸簸的一段时日，最后，在有大雪覆盖着的祁连中终于安顿下来。

但这里是霍去病和卫青战斗过的地方，有神秘的岩画在山壁上刻着，有狼群与黄羊在山野间追逐，有红柳和胡杨在还有些许水分的地方生长。雪和寒冷虽然是这里的主导，但于短暂的春夏就在他居住的房前屋后依然有不少的鲜花盛开着。他在这里本来是教书的，但却被这里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种种景象所震撼。他在这里整整十年，十年不著一字，却去注目蓝得在小城从未见过的蓝天以及蓝色的天空中盘旋着的小到豆儿一样的大鹰；去注目清得在小城从未见过的河水以及因水温过低无法生存又终于生存下来的大大小小的鱼；用脸上的皮肤去感受刀一样凌厉的风雪以及夏日犹带冷意的和风。然后，他把祁连山的雄奇、大西北的犷美注入自己生命和文学的双重灵魂。

十年，一座参禅的达摩。

然后，他再次回到了小城。

小城变了，商潮日炙的街市，慑人魂魄的仕途，构成着小城的红尘景观。然而，这时的李高田太习惯山居了，没有了山的空寂和厚重，他便似乎失去了定性和依托，他慌乱起来了。但接着他就看见了小城南面的那座著名的华山，便匆匆地从那里谋得了一份工作之后，就兴冲冲上任去了。

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四海之内莫非王臣，哪里又不是红尘呢？世情俗务，人事纷扰，还是要弄得他意慌神乱，目瞪口呆。这时候，他就要向深山躲去，或三日五日，或十天半月不出，正如鱼沉进了一片汪洋。要做高人便做高人，要做隐士便做隐士，要理佛便理佛，要为道便为道，做山妖树怪可，做石精水魂亦可，可哭，可笑，可喊，和山交谈，和山凝目，向友促膝，情人相对，于是，他感到自己像《聊斋》中那个被判官换了心肺的书生一样，顿觉五脏六腑都澄明起来，之后，便有一篇篇的记游性散文源源不断地出现于报端。《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省内的、省外的、内地的、香港的等等各地的报刊上都出现了李高田的名字，他在向深山隐遁，又在向文坛进击，几年下来，竟有几十万字所积成的厚厚一册了。

秋野，是金色的。

而生活依旧严峻着。再一次为世情所迫，数年之后，李高田又要弃山而去离开小城了。这真是一件无奈的事。梦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不，这一次却是要向一处很大的闹市迁徙了，一次特殊的隐遁啊。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林？至于文学，李高田是更加义无反顾了，他说，这些记游性的文字才仅仅是开始，在日后的人生旅途中，山永远是他生命的向往。小城离他所要进入的闹市还有一段距离，看着他被生活追赶得疲惫行进的背影，我想到，困厄的隔壁未必是文学，但文学的近邻肯定是困厄了。也许这就是李高田片刻的行进状态对人的启迪。

愿所有只问文学不问显达的作家以此为图腾。